可能是很多人都經歷過的一幕，在中區匆匆走過突然有陌生人向你訴說他/她的故事，幾天沒吃東西了、聯絡不到家人和朋友、身上只有五毛錢或更少，想借電話聯繫家人，想借點錢買食物或做回程的路費。男孩向我秀出一張香港身份證，飛快打量一下他的外觀，正宗身無長物、兩袖清風，十隻圍了黑邊的手指頭，印證了他所說的部份情節，能不感嘆？又一個賭徒淪落的故事，竟發生在二十歲還是一臉稚氣的後生仔身上。
流落街頭的滋味當然不好受，在路邊問過上百個路人，幸運的話討到廿元買個飯盒充飢，更多的是白眼夾雜著「死有餘辜」的回贈。除了上岸後數小時沉溺於賭博的亢奮，我不知道他之後幾天的心情如何。他說有想過收手，最後連手提電話都典檔掉一併押到賭檯上；他說香港的父親憤怒至極，連電話都關掉了；他說很懊悔以為真的過大海可以贏大錢，一心把做侍應賺回來的第一份糧輸清光；他說回去後都不會再賭錢了，不會再賭波和賭馬。然而，好心的途人勸他到附近的賭徒輔導中心求助，他斷然拒絕了，說是為了尊嚴，為怕別人知道這不堪，他寧願繼續在路邊尋求奇蹟的出現。在少年茫然的臉上，我只讀到「過了這關再算」，希望這只是我主觀的誤解。
發生這小插曲之際，剛好是政府宣佈計劃立法，將進入賭場人士（包括賭場工作人員）年齡下限由目前的十八歲提高至廿一歲，及將角子機遷離民居。然而，這兩大「良心政策」姍姍來遲，並不顯得政府真的有良心。
早在幾年前發生十六歲香港少女成功混入賭場打中「大老虎」事件，當事人母親藉向香港大報放料施壓，最終得償所願替女兒「出頭」 捧走七十多萬獎金，當局的行政裁決令社會上下嘩然。賭場作為商業機構「跌少少當宣傳」的心理不難理解，但原來法律訂明「未滿十八歲人士不得進入賭場」的規定只需一笑置之，事件暴露賭場抽查入場人士機制出現重大漏洞，但政府及博監局續後依然聽之任之，未有對「無掩雞籠」採取適時跟進措施。「打虎事件」引起的哄動效應，難免引起不少鄰近或本地青年爭相仿效。
澳大博彩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澳門在15至64歲人口中，2003年出現問題賭徒癥狀的人口比例為4.3%，即約13700千人，到2007年調查結果已升至6%，相當約24000人，短短四年間增長超過一萬人。調查還指出，「“問題賭徒”一般影響3-14人，如保守估計，本澳“問題賭徒”影響?身邊7.2萬人（即2.4萬人×3），連同“問題賭徒”本人，本澳在二○○七年約有9.6萬人曾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問題賭博”的困擾或影響，這數字約是澳門人口的1/5。值得注意的是，這數據只包括澳門居民，如旅客納入計算中，影響的程度更不容忽視。」
換一個較不科學的角度觀察，每日翻開報章，心水清的市民也會看到有多少人為賭債自毀、多少年青荷官沉迷賭海監守自盜，在比例上無可否定是不斷攀升的。然而，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對這些統計數據鮮有論述，求證亦無從取得完整的資料，即使有零星的調查，更新速度亦遠追不上社會發展。政府每年大灑金錢的眾多高等學府，為何未見有針對賭業擴張的系統化社會研究，或許這並非是可加分的政績工程、學術工程，也可能是做了內參不便發表吧？
外資賭場進駐五年後，近日在澳門突然被炒紅的「負責任博彩」概念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實上，各間外資賭場的原產地都有嚴格機制，規定博彩營運商在防治病態賭徒上應負的責任，例如：在賭場範圍內向賭客提供輔導資訊，甚至容許註場社工向有需要客人提供協助，賭場也會向賭徒提供「隔離措施」。據聞，當初有大賭場初到貴境欲與官府接洽「負責任博彩」措施，有官員攤大手掌曰：「澳門無呢樣野喎!」空穴來風，未敢當真，但多年來「負責任博彩」未見納入政府的博彩政策。說到底這「倒米」措施若無政府明文規定，光靠商業行為如何推動？去年底金融海嘯暴發，賭場生意大減，這些也是「憑良心做」、「自覺負責任」的賭場，也悄悄地把賭徒輔導中心的宣傳單章改為放在較不起眼的角落。
縱然經過亮麗眩目的改裝，賭業本身「損人利己」的特質始終難以改變，何況「個餅一做大」， 再加上「有錢賺到盡」唯利是圖的短淺目光，遲早自毀前程。 在全力發展賭業的主旋律下，在坐擁豐厚賭稅的同時，作為公共政策的制訂者，政府高官是否曾經計算過這盤生意的社會成本？由病態賭徒引發的社會問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市民要付出多少代價？更何況，澳門賭業引爆的社會危機並不局限於本土，內地絕不會坐視大量資金外流長期失血的狀況。中央政府對自由行政策的調控，對博彩業的態度的逆轉，或許正是教曉澳門高官「見好就收」、甚麼是「負責任博彩」最好的方法。
流落街頭的滋味當然不好受，在路邊問過上百個路人，幸運的話討到廿元買個飯盒充飢，更多的是白眼夾雜著「死有餘辜」的回贈。除了上岸後數小時沉溺於賭博的亢奮，我不知道他之後幾天的心情如何。他說有想過收手，最後連手提電話都典檔掉一併押到賭檯上；他說香港的父親憤怒至極，連電話都關掉了；他說很懊悔以為真的過大海可以贏大錢，一心把做侍應賺回來的第一份糧輸清光；他說回去後都不會再賭錢了，不會再賭波和賭馬。然而，好心的途人勸他到附近的賭徒輔導中心求助，他斷然拒絕了，說是為了尊嚴，為怕別人知道這不堪，他寧願繼續在路邊尋求奇蹟的出現。在少年茫然的臉上，我只讀到「過了這關再算」，希望這只是我主觀的誤解。
發生這小插曲之際，剛好是政府宣佈計劃立法，將進入賭場人士（包括賭場工作人員）年齡下限由目前的十八歲提高至廿一歲，及將角子機遷離民居。然而，這兩大「良心政策」姍姍來遲，並不顯得政府真的有良心。
早在幾年前發生十六歲香港少女成功混入賭場打中「大老虎」事件，當事人母親藉向香港大報放料施壓，最終得償所願替女兒「出頭」 捧走七十多萬獎金，當局的行政裁決令社會上下嘩然。賭場作為商業機構「跌少少當宣傳」的心理不難理解，但原來法律訂明「未滿十八歲人士不得進入賭場」的規定只需一笑置之，事件暴露賭場抽查入場人士機制出現重大漏洞，但政府及博監局續後依然聽之任之，未有對「無掩雞籠」採取適時跟進措施。「打虎事件」引起的哄動效應，難免引起不少鄰近或本地青年爭相仿效。
澳大博彩研究所的數據顯示，澳門在15至64歲人口中，2003年出現問題賭徒癥狀的人口比例為4.3%，即約13700千人，到2007年調查結果已升至6%，相當約24000人，短短四年間增長超過一萬人。調查還指出，「“問題賭徒”一般影響3-14人，如保守估計，本澳“問題賭徒”影響?身邊7.2萬人（即2.4萬人×3），連同“問題賭徒”本人，本澳在二○○七年約有9.6萬人曾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問題賭博”的困擾或影響，這數字約是澳門人口的1/5。值得注意的是，這數據只包括澳門居民，如旅客納入計算中，影響的程度更不容忽視。」
換一個較不科學的角度觀察，每日翻開報章，心水清的市民也會看到有多少人為賭債自毀、多少年青荷官沉迷賭海監守自盜，在比例上無可否定是不斷攀升的。然而，政府部門和學術機構對這些統計數據鮮有論述，求證亦無從取得完整的資料，即使有零星的調查，更新速度亦遠追不上社會發展。政府每年大灑金錢的眾多高等學府，為何未見有針對賭業擴張的系統化社會研究，或許這並非是可加分的政績工程、學術工程，也可能是做了內參不便發表吧？
外資賭場進駐五年後，近日在澳門突然被炒紅的「負責任博彩」概念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事實上，各間外資賭場的原產地都有嚴格機制，規定博彩營運商在防治病態賭徒上應負的責任，例如：在賭場範圍內向賭客提供輔導資訊，甚至容許註場社工向有需要客人提供協助，賭場也會向賭徒提供「隔離措施」。據聞，當初有大賭場初到貴境欲與官府接洽「負責任博彩」措施，有官員攤大手掌曰：「澳門無呢樣野喎!」空穴來風，未敢當真，但多年來「負責任博彩」未見納入政府的博彩政策。說到底這「倒米」措施若無政府明文規定，光靠商業行為如何推動？去年底金融海嘯暴發，賭場生意大減，這些也是「憑良心做」、「自覺負責任」的賭場，也悄悄地把賭徒輔導中心的宣傳單章改為放在較不起眼的角落。
縱然經過亮麗眩目的改裝，賭業本身「損人利己」的特質始終難以改變，何況「個餅一做大」， 再加上「有錢賺到盡」唯利是圖的短淺目光，遲早自毀前程。 在全力發展賭業的主旋律下，在坐擁豐厚賭稅的同時，作為公共政策的制訂者，政府高官是否曾經計算過這盤生意的社會成本？由病態賭徒引發的社會問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市民要付出多少代價？更何況，澳門賭業引爆的社會危機並不局限於本土，內地絕不會坐視大量資金外流長期失血的狀況。中央政府對自由行政策的調控，對博彩業的態度的逆轉，或許正是教曉澳門高官「見好就收」、甚麼是「負責任博彩」最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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