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未來的國度而慶祝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我當然不會知道，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我也沒有太多印象。事後看來，那真是奇特的節慶。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跟香港的「六七暴動」相反，經此一役，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想把澳門交還中共，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從此熱鬧非常。

不過，除了五星旗海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一切似乎不變，甚至「一二三事件」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

體驗澳門的「不變」

我後來才發現，這種「不變」，解釋了許多身邊的事情，包括作為一個中小學生最關心的社區設施匱乏，再長大一點，更看到社會政策的停滯。我還記得，一直到八十年代，大部份中小學要舉行陸運會，竟然要去跑狗場，因為，當時澳門沒有一個稍為正規的運動場。我念小學時，澳門只有一個像樣的公眾泳池，叫「新花園」，以前是賭場。

不管是跑狗場陸運會還是「新花園」，都是博彩業帶給小市民的小恩小惠，殖民政府反而毫無建樹。後來我知道，澳葡政府因為葡萄牙的革命，也有想過一番作為，打算利用義務教育來推行一下葡文教育，結果本地土共組織以民族大義為由反對，許多窮等人家交了多年昂貴學費。此外，澳門殖民政府亦曾想過推動立法會普選，結果也遭北京政府及土共組織反對作罷，以致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推遲了許多年。

我就是在這樣被凍結了的殖民地裡，渡過了許多生日與國慶節。你要我愛國，我也會「憶苦思甜」，想起這些日子。

在鄧小平還沒有提及「五十年不變」之前，我已在澳門「超前地」體驗著這種「不變」。然而，澳門雖然好像不變，隔一條鴨涌河的大陸，倒是變動得厲害，以致令我還有點印象的國慶節，不是兒時生活的澳門，而是1984 年電視裡的北京：鄧小平在天安門前的長安大街在車上閱兵，還有「小平您好」的橫額。

通往外界的窗

那是開放改革開始的那幾年，剛好是我念中學的時候。當香港人還在恥笑「阿燦」的時候，對我來說，文革後的祖國倒不是老土兼愚昧，反而是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戶。在文化資源極度匱乏的澳門裡，我開始懂得看簡體字書，偶爾還會逛逛珠海的新華書店，稍為認真地看書。在書店裡，發現了許多介紹西方思潮的書籍，較深印象的是一系列叫「走向未來叢書」的白色封面小書。「走向未來」，當時可能也是我的夢想，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不單是一位身處大陸邊上殖民地下的中學生夢想，八九年之前這段日子，人稱為「文化熱」，我有幸與國內同胞共享了一次「啓蒙運動」。

六四粉碎了未來

這可能是我思想上最民族主義的日子，不過，我究竟認同一個怎樣的「中國」呢？我也說不清，也許是一個還未實現的國度。然而，我的民族主義高漲日子並不長久，許多人的「未來」被殺死。1988 年，我離開澳門，開始在香港大學的生活，第一學年還沒有結束，遇上八九民運，既是八十年代那股「熱」的頂峰，也是結束的時候。跟幾年前一樣，我沒有親身在鄧小平閱兵的長安大街上看到六月四日的坦克車，但在電視上看到了，看到那個好像很近的未來中國粉碎，散落一地。

許多人說，六四的槍聲把香港人嚇怕，其實，二十出頭的少年人，記不下多少恐懼，倒是體認到政權的暴力與黑暗。暴力與血腥在廣場，在長安大街，還散落到港澳。六四後不久，澳門的朋友告訴我，支援北京學運的區錦新（現為議員），在街頭被不明身份暴徒打傷。八九年香港的國慶酒會，傍晚時份場外下著雨，銅鑼灣擠滿了黑壓壓的示威者，喊著「沒有國慶，只有國殤」，我身在其中，不久，便傳出隊伍前頭的四五行動劉榮錦先生被捕，被警察拉到某大廈梯間打至重傷。

要怎樣形容八九之後的九十年代呢？環看身邊的朋友，我們都好像在尋找散落一地的未來，我相信，當時被形容為「屠夫」的鄧小平也一樣，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南巡講話。

我有一位懷著商業救國之心的同學，畢業後到了一家售賣發電機的香港公司上班，生意好到不得了，因為南巡後的廣東工廠更鼓吹幹勁生產與出口，但電力供應趕不上，每家工廠也要買一兩台發電機。不過，做發電機生意之餘，他也見識了廣東的燈紅酒綠貪污腐敗，也許他人太老實，太清教徒了，做了不久後便離職了。他告訴我，回香港做股票買賣還比較實在簡單。

香港親北京人士經常說，不少香港人總是只看到祖國的「不好」，甚至不斷放大，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好」，這也不是全無道理的。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東莞工廠大火，燒死了八十多人，引起我對中國農民工注意，我開始在廣東以至其他省份的山區，做我的田野研究，讓我對未來中國有更深切的體會。

我記得，有一年國慶節在東莞某小鎮，大部份民工都要上班，國慶好像跟他們無關。可幸，工廠老闆還有點「愛國心」，國慶日晚不用加班，附近工廠的民工沒有甚麼娛樂，都湧到一家非常殘破的戲院，座位不足，門票超賣，大部份工人站著或席地而坐。我還記得電影院放映的是徐克導演的《黃飛鴻》，難得國慶日有空看電影的民工，是否看得懂徐克電影中的民族主義呢？

身邊的香港朋友對國慶沒有多少熱情，但對於尋找不一樣的中國卻勁頭十足。有些朋友到山區教書，甚至有機耕作，有些人搞生意，有些人搞NGO，還包括許多近年被談及的北上文化人。他們做的事情是好是壞，我也無從判斷，不過，他們這樣做早已是有跡可尋，自然不過的事。

走向復興路？

隨著回歸，北京政府以至後來成立的特區政府，努力地販賣另一個中國，不管是「大國崛起」，還是「復興之路」。我不能否認，中國的經濟的確高速增長，體育與航天亦有諸多成就，但總覺得不是味兒。不是我天生反骨反中兼反共，才分享不到奧運的夢想，而是個人感情上，我還是停留在八十年代那個窮中國，一個讓每一個人也感到（或誤以為）可以引領未來的年代，還有許多未可知與未實現的中國。相反，現在一切官方宣傳，聽起來只覺乏味，好像是重複早已被告知的答案。而更令人納悶的是，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政權，也許對自己心目中的中國信心日大，對其他未可知的中國懷有的敵意更高；二十年前，劉曉波說話寫文章不會坐牢，今天竟然成階下囚。

奇特的過去祝福未來

今年國慶，又會有許多人示威，學聯據說也會辦論壇，質問為何要慶祝國慶，惹怒北京政府與在港親北京人士。大概這些親近北京的人總忘記了一點，許多人跟我一樣，跟中國關係的起點，是一個奇特的晚期殖民華人城市，除非人的過去真的可以徹底清洗，否則我們註定也只能帶著奇特的過去，循著與官方不一樣的軌跡，各自追尋未可知的中國，為未來而慶祝。

刊於《明報》，世紀，200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