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司長「變臉」值得 澳門博彩業「擴張」非澳決定

摘自《訊報》 2009年10月16日

原以為燊哥一病，燊哥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強拼湊起來的那個「澳門娛樂場博彩業承批公司商會」，就會「樹倒猢猻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澳門民眾的視野裏。沒想到本週一特區政府會出面，召集六家「澳門娛樂場博彩業承批公司」舉行「七方會議」，以前曾多次公開表示「澳門賭台數量應由市場自發調節，政府不應也不會加以幹預」的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此次明顯「變臉」，宣稱特區政府與六家博彩企業認同澳門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澳門博彩業規模若無限擴張，對澳門的社會資源、業界之間業務的互相協調都會有不利影響，也會令澳門經濟產生傾斜，與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發生矛盾，有一定的局限性，故特區政府會聽取社會、業界意見，加強檢討博彩業規模。

　　筆者認為譚司長的此次「變臉」應該是件好事情。雖然譚司長以前的「澳門賭台數量應由市場自發調節，政府不應也不會加以幹預」的觀點已被事實證明是一種錯誤的觀點，也給澳門社會帶來了一些不利影響，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錯」，用內地的話來說就是「能知錯就改，還是好同志」，因此譚司長的此次「變臉」還是值得肯定，因為這樣總比譚司長固執己見、「一條道走到黑」要好一些。只是譚司長的這一「變臉」，似乎來得稍遲了一些。設想如果譚司長能在四五年前就能意識到「澳門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特區政府應加強檢討博彩業規模」，並在當時就能制定出相應政策或採取了相應措施，或許後來新加坡就不會「開賭」、臺灣立法會就不會通過允許在臺灣離島發展博彩業的「修正『離島建設條例』草案」，內地就不會「收緊澳門自由行」、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化」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當然人的預見能力都是有限的，我們也不能要求譚司長「先知先覺」，不應用「事後諸葛亮」的方式來責備譚司長。但人總不能一點預見能力都沒有，尤其是官員更應該具備比普通人更高的預見能力，這樣才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為社會帶來更多和更長遠的利益。以前人類社會中的戰爭比較多，那時的人們都知道「一將無能，累及三軍」，現在是和平時代，但相互之間也存在激烈的經濟競爭，也是「一官無能，百姓遭殃」。所以如果澳門特區高官缺乏預見能力，對澳門市民來說也是一種災難。

　　　而且此次「七方會議」達成的所謂「共識」，從文字上來看也值得商榷。此次「七方」都認為「澳門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這句話僅從文字上來看，似乎只要這「七方」同意，澳門博彩業依然可以「無限擴張」。但試問這個星球上有何產業可以「無限擴張」？整個地球的面積有限，人口有限，人的生命也有限，因此對任何產業，整個需求或消費規模都會有限，試問有何產業可以「無限擴張」？現在全世界很多產業都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問題，難道澳門博彩業就永遠不會「產能過剩」、就能「無限擴張」？另外澳門博彩業的「擴張」與否，能完全取決於澳門的這「七方」嗎？如果國際來澳旅客人數寥寥，內地又「收緊澳門自由行」，請問這澳門「七方」如何才能使澳門博彩業「無限擴張」？ 澳門博彩業「擴不擴張」其實並不主要取決於澳門，「澳門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這句話至少應該改為「澳門博彩業不能無限擴張」才更為合理一些，只是這樣改後依然是一句廢話，所以筆者建議「七方」應將「澳門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這句話改為「澳門博彩業應該控制在一定規模之內」，這樣才更為合理也更有實際意義。

　　據說今年八月以來內地放寬了「澳門自由行」，才使得近兩個月澳門博彩業收益出現了明顯增長，澳門博彩業可謂「給點陽光就燦爛」，但這也說明澳門博彩業「不給陽光就陰暗」。這幾天又傳出內地又要「收緊澳門自由行」的消息。現在譚司長「變臉」了，但內地政府也要再次「變臉」，或許內地政府的此次再次「變臉」，能讓譚司長等澳門「七方」更清楚地認識到澳門博彩業「擴不擴張」其實並不取決於他們自己。

褚瑩

循序發展民主政制勿淪為空談

摘自《市民日報 》 專欄「濠江點評」 2009年10月16日

10月5日，行政長官何厚鏵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選舉制度》，透過行政命令委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屆立法會7名委任議員，7名官委人選名單何少金、徐偉坤、唐曉晴、崔世平、黃顯輝、劉永誠、蕭志偉曝光以後，引起社會上一陣熱烈迴響，質疑是否在政治和專業上起到平衡作用，抑或是公共職位委任盡顯政治酬庸、任人唯親？

　　毫無疑問，行政長官完全依法委任7名立法會官委議員，然而，這一政治任命，為何與社會上的願景出現巨大落差？歸根究柢，還是落在社會上對政制發展和民主進程與委任制度相左有關。亦即，委任制度與民主化進程背道而馳，無論行政長官委任哪些人選，都可以產生社會強烈反響；又或可以說，希望透過行政長官委任出社會認同的賢能進入立法會，根本上是一個制度上的「缺憾」，總是難以符合社會普遍期望。

　　由是，要改變這種制度「缺憾」，也只有從政治制度發展、完善、改革上下工夫。第四屆立法會直接選舉16個參選組別中，便有10個參選組別在政綱中提出發展民主政制的訴求。不要以為這些訴求僅是「泛民主派」的參選理念，而是，只要我們閱讀《2009年立法會選舉候選名單政綱概要》，便可以知悉，包括有鄉族背景的第7組民聯，以及傳統社團第12組同心、第13組群力，都提出了推動民主政制、循序漸進發展民主、逐步推進民主發展這個願景。而提出發展民主政制的10個組別，在選舉中合共取得100,143張選票支持，佔149,006名投票選民的67.12%；其中6個組別合共取得直選12個議席中的9個席位，同心、民聯和「泛民主派」的民主昌，更分別囊括兩席，可想而知，發展民主政制在選民和社會上有一定的基礎訴求，未來新一屆立法會中，6個直選參選組別、9位打着發展民主政制入閣的議員，應該為曾作出的推進民主政制承諾而努力不懈，為澳門特區政制發展寫上新篇章，以孚社會和選民期望。

　　推動政治制度民主化，並非立法會議員的「專利」；如果回看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參選政綱，其中也提綱挈領地在第四項第二節中宣稱「發展民主政治、實現社會善治」⋯⋯從澳門社會實際出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地推動澳門特區民主政治制度的發展。上述政治承諾，也許為候任特首「傳承創新、共建和諧」的參選理念突出了政制發展的訴求，才更顯得行政長官何厚鏵在委任第四屆立法會7名委任議員上與社會希冀出現強大反差，致使社會上的良好願望「落空」。

　　因此，無論是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第三屆澳門特區政府，以及第四屆立法會，在任期內怎樣向澳門居民兌現承諾，發展民主政治制度，設定時間表和路線圖，逐步走向民主政治，才能突破官委制度的「缺憾」，實踐政治利益平衡。尤其當第三任行政長官崔世安履新以後，更應抓緊時間展示他「傳承創新」的承諾，在增加立法會直選議席，間選、官委怎樣過渡向民主政制等問題上，更應提出政制發展方案廣泛諮詢民意，在5年任期內做出實質成績，而非過去10年空談「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政治，卻是官委制度原地踏步、間選收緊「門檻」的政制開放、民主化步伐倒退，最終接不上「創新」的政治承諾。

衛　文（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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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立會需清晰迴避制度 摘自《澳門日報》 2009年10月16日

第四屆立法會議員今日宣誓就職，將在澳門發展新起點履行立法會的立法與監督職能。回歸十年，澳門社會經濟進入一個新的歷史起點，要真正做到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互相制衡，重在配合的政制設計模式，這是第四屆立法會未來工作的重要方向，立法會如何透過自身建設，回應社會對加強立法會立法監督職能，值得深思。 商界成員偏重惹疑慮 在行政長官頒佈命令委任七名官委議員後，有意見擔心，在廿九名議員中，由選舉產生的廿二名議員加上官委議員，超過一半的議員具有商界背景。整體結構中，商界、建置界背景的議員佔大比數，出現一定程度的不平衡，除了擔心一些與商界利益明顯對立的法案或制度，將來立法上可能出現阻礙。有建議未來涉及與商界重大利益有關的法律，諸如修改《土地法》、修訂公共批給制度、都市建築總章程等，與商界及建置界有直接和巨大的利益的法案審議時，有關議員最好迴避，以免有瓜田李下之嫌。 議員章程有相關規定 有熟悉立法會運作的政界人士對此表示認同，認為利益迴避是政治人物的基本道德責任，不論是行政官員和立法議員，均有道德義務遵守。為此，《議員章程》亦有對議員出現利益衝突時的規定，“議員不得參與與其個人直接的、即時的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有關的事項的討論和表決”。為執行上述規定，“與議員有血親或姻親關係的人士的相同性質的利益，亦視為上款所指議員的利益。”但該迴避，並“不妨礙有關議員出席全體會議或各委員會會議的權利，以及應要求提交資料和作出說明的權利”。 “章程”還規定，當議員涉及上指利益時，應在有關事項討論前作出書面聲明，並按情況交予立法會主席或對有關事項討論或表決的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向全體會議宣告或通知有關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任何議員得指摘其他議員涉及有關利益並陳述理由。如無作出有關聲明，則按情況由全體會議或委員會議決是否存在被指摘的事實。 為議會贏更大公信力 雖然議會過往曾按照上述規定調配委員會成員的組成，然而只是一種“默契”的處理方式。在新的歷史起點，面對社會的憂慮，作為立法會自身制度建設和完善，制訂一套具清晰，具可操作性的利益迴避制度，有其必要。尤其是如何清晰釐定“個人直接的、即時的財產利益”或“非財產利益”，讓現存的制度更具可操作性，確保有關規定的精神得到落實，為議會贏得更大的公信力。 本報記者

教青局：小金庫非關漏洞

摘自《正報》 2009年10月16日

【本報訊】教育暨青年局爆出有職員截留活動款項圖利用，其直屬上司、青年結社培訓輔導處處長陳旭偉（見圖）昨回應事件，重申會檢討內部對公共財政的處理及監督，避免同類事件發生，強調這只屬個別職員的行為，並不承認是現有行政程序有漏洞所致。

廉署日前公布去年中教青局通報有職員涉違法截留活動款項逾十萬，現調查結案移交檢院處理，而局方亦同時展開紀律程序並將嫌犯停職。涉案職員上司陳旭偉昨表示，當局現正檢討公共財政流程，而早前已即時與轄下單位舉行會議，商討如何優化現有的程序，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而陳旭偉在回應時否認現行機制有漏洞時則說，局方同事皆抱著為民服務的精神，去提供優質服務予全澳市民，認為這只是個別人員的行為。至於被問及初步發現有何處可改善時，他語塞數秒後稱還是在檢討當中。

逾年未停職因未有清晰結論

陳旭偉被問及為何局方早知悉事件，仍讓該員工繼續工作至早前，他解釋道，不論當局展開內部調查或通報廉署作調查，兩者都屬機密調查，故未能了解該人員違法的虛實。現時廉署公開事件及行動，所以有關方面已即時進入紀律程序作防範性處理。他還表示，現階段仍需司法保密，不能再透露更多詳情。

吸毒者年齡低見13歲

索Ｋ明顯增多

摘自《正報》 2009年10月16日

【本報訊】社工局今年開始推行電子化「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更準確掌握本澳吸毒人數和趨勢。上半年數據庫共錄得四百一十七名吸毒者，年齡由最少的只有十三歲至最高的七十三歲，首次吸毒平均年齡為二十一點七歲。所吸食的毒品中，以氯胺酮 (k仔)吸食者增長較明顯。禁毒委員會希望，社工局能進一步開放中央登記系統數據，讓民間服務團體能因應數據庫統計，完善和規範戒毒服務，尤其是加強青少年預防濫藥服務。

禁毒委員會昨召開本年度第二次全體會議（見圖），議程包括：報告禁毒委員會工作情況；社工局報告「澳門藥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上半年統計結果；「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召集人報告工作進展；和法務局講解新「禁毒法」。

中央登記系統運作半年來，共錄得四百一十七名吸毒者，其中以男性佔七成六三。吸毒者年齡最少的只有十三歲，年紀最高的為七十三歲，首次吸毒平均年齡為二十一點七歲。各年齡組別中十六至二十歲及四十歲以上所佔比例最大，均為一成六二，各為一百三十人，而小於十六歲的則有十三人。

吸毒人士所吸食的毒品，依次為海洛英(白粉)佔四成七、氯胺酮 (k仔)佔兩成四、三唑侖(藍精靈)和美沙酮各佔不到一成。數據顯示吸食傳統毒品海洛英一般傾向於年長，平均年齡為四十二點九歲，並多在十六至三十歲已開始吸食；而使用新興毒品氯胺酮則傾於年青，平均年齡只有十九點四歲，並多在十六歲以下開始吸食。各毒品吸食地區以澳門佔六成，內地佔四成。

中央登記未包括隱性個案

社工局局長葉炳權表示，中央登記系統數字並不包括隱性個案，委員希望能進一步開放中央登記系統數據，讓民間服務團體能因應數據庫統計，完善和規範戒毒服務，尤其是加強青少年預防濫藥服務，增加學校宣傳和作出針對性輔導工作，讓註校社工發現濫藥青少年的情況，從而作出跟進。

「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召集人、明愛總幹事潘志明認同，有需要進一步開放中央登記系統數據，以便社會服務團體針對性地展開青少年預防濫藥工作。又指出，由於家長缺乏子女是否吸食毒品的判斷知識，令隱性個案被發現時已至嚴重情況，希望社工局能加強該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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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志明：暫不推校園驗毒

摘自《市民日報》 2009年10月16日

【本報訊】關注青少年毒品問題工作小組召集人潘志明表示，目前小組的工作重點放在防止青少年濫藥實質工作的提升、工作的定位、掌握濫藥青少年數據，並進行焦點研究，及防止青少年接觸毒品等工作上，以保障他們心身健康，暫時不會考慮在澳實行校園驗毒計劃。他並呼籲家長一旦發現子女濫藥，應主動向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尋求協助。

　　重視預防女性濫藥工作

　　根據澳門藥物濫用者中央登記系統數字，在系統中錄得417名吸毒者中，有143名是21歲以下青少年，佔總體34.3%，平均年齡17.5歲，第一次吸毒的平均年齡為15歲，大多數濫用氯胺酮（「Ｋ仔」），其次是搖頭丸、忘我。潘志明在出席禁毒委員會2009年第二次全體會議後認為，中央登記系統掌握青少年濫藥數字，有助預防青少年濫藥工作。

　　他表示，根據中央登記系統數字，有需要加強對21歲以下年齡層的防止濫用藥物工作，同時做好中央登記工作，準確掌握濫藥青少年數據，適當投放資源用作防止青少年濫藥。數據亦反映了濫藥青少年中，女性的比例愈來愈重，因此，日後制訂工作時，要重視這一群體，減少她們墮入毒海。

　　他坦言，在香港實行的校園驗毒計劃，經過小組成員討論，一致認為現階段不宜在本澳校園實行；成員更傾向於做好現時工作，驗毒計劃在最需要的時候才進行相關探討。

　　目前，小組的工作重點會放在防止青少年濫藥實質工作的提升、工作的定位、掌握濫藥青少年數據，進行實質焦點研究，及防止青少年接觸毒品等工作，確保青少年的心身健康。

　　他亦提到，家長由於不清楚青少年濫藥後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因此多數只會在子女行為出現偏差或觸犯刑法後，才找尋政府部門或民間機構提協助；當子女沒有發生問題時，他們不會主動要求幫助。

　　故此，他呼籲家長一旦發現子女濫藥，應主動向政府部門及民間機構尋求協助，藉以減少可能潛在的社會問題。

推電單車咪表冇諮詢

摘自《市民日報》 2009年10月15日

【本報訊】議員區錦新認為《公共行政改革路線圖》（下簡稱路線圖）強調的諮詢工作只是「門面功夫」，收集市民意見後應設分析和歸類意見機制，公布可行與不可行的意見，並交代說明不可行的意見，設立合理的諮詢機制。

　　路線圖6建議屬門面功夫

　　公共行政改革諮詢委員會提出的6項建議空泛且沒有具體落實方案，只是由兩個小組堆砌一些工作出來，並無在如何完善諮詢機制着墨，諮詢工作後如何掌握？過去政府進行不同的諮詢工作，實際上予人感覺屬「門面功夫」，如何運用一些市民意見，收集後亦沒有回應，也沒有回饋分析結果予公眾，是「假諮詢」。

　　區錦新舉例指現行的電單車咪表收費，只先由政府「放風」透露準備工作，個多星期後公布正式試行，過程中沒有諮詢公眾，不理會市民反對意見。即使進行諮詢，其諮詢結果如何，也不能夠清楚解釋。他又以中央圖書館為例，社會大部分意見贊成由愛都酒店改建，最後選擇舊初級法院，亦沒有說明選擇理據，僅強調以專業意見。

　　由於路線圖沒有設監督機制完善，除沒有交代過程中根據哪一重點制訂路線圖、執行方式外，也沒有訂明如無法執行時如何向公眾解釋，只是在公共行政效率無法改善下的產物，沒有切實工作。

　　促諮詢意見歸類向外公布

　　他促請政府訂立諮詢過程的機制，必須將意見歸類，再對外公布，區分可行與否的意見，若公眾意見不可能應當說明，增加公眾信心，始能發揮諮詢效果。

　　此外，現行的諮詢組織多由民間社團代表組成，然而民間代表不一定代表所有公眾，有多少市民參與社團？區錦新覺得諮詢並非透過社團進行，涉及全澳利益時應面向全體市民，並確保機制可取得市民訊息，設分析和歸類意見機制。

　　立法會主席曹其真曾多次評擊政府草擬法律草案時沒有取出立法規劃，每次均是見步行步，連立法規劃也無法公布，故政府提出法案應有清晰規劃，列明清晰的諮詢工作。

　　由於路線圖屬政府內部工作，外界無法得知其進行工作，政府施政時往往牽涉公共利益，對公眾構成影響，故設立合理的諮詢機制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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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團體反對設電單車咪錶位

摘自《澳門日報》 2009年10月15日

【本報消息】有團體昨到政府總部遞信，建議從根本着手，縮短驗車年期，以及興建和增設更多車位解決泊車難問題。

民主起動與澳門民生力量聯合會昨日下午到政府總部遞信，反對交通事務局在沒有充分諮詢民意下，突然推出電單車咪錶泊位措施。

兩團體指，不少居民反映電單車咪錶泊位令原已不足的電單車位變相減少，加重泊車難問題。強烈要求交通事務局停止在本澳全面推行咪錶電單車位。建議從根本着手，包括優化公交政策，縮短驗車年期，興建和增設更多車位

　電單車咪表泊位計劃違反用家文化及習慣

摘自《市民日報》 專欄「市民之言」 2009年10月15日

由交通事務局推出的電單車咪表收費計劃，意念創新，希望能有序管理澳門電單車的亂泊現象，並提高車位的流動性。該計劃雖屬試行性質，但自推出以來，在坊間引起意見不一的反彈，可謂譭譽參半。究竟計劃是否被民間真正歡迎接受？就需要留待時間作最佳驗證。

　　該計劃推出至今，雖然短短不足一個月，要作出成效評核或檢討，可能仍言之尚早；不過，從車位空置的情況看，某程度上都反映出外界對新措施的反應冷淡。其實，對於這項創新措施的推出，正如本欄早前所述，無論是從其意念，或者整頓執行方面，都見到交通事務局對解決目前泊車問題有一定的主動及積極性，這種求進求改的精神是應該予以肯定的。當然，精神可嘉還可嘉，究竟新措施能否獲得外界支持應用？是否可以科學地解決問題？則是另一回事。

　　今次推行的新計劃，使用率之所以不高，其實是意料之中，原因主要有三點，包括：規範電單車泊車與私家車情況有別；澳門現行公共泊車服務收費形式欠缺便民性；以及受到居民的出行駕駛文化影響。這三點，對電單車咪表收費計劃的成功與否，起了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首先，在分析「規範電單車泊車與私家車情況有別」前，需要看一下行駛中的汽車與電單車近十年的數字變化。兩者在二零零零年時，數字差別不大，電單車有五萬八千多輛、汽車有五萬五千多輛，但截至今年九月的最新數據，前者已有逾十萬輛，後者只有八萬五千輛，然而，目前在車位滿足方面，電單車仍欠一半。還有，礙於電單車與汽車體積的本質差別，顯而易見，如果運用規範汽車泊車的思維方式，同樣套落在目前電單車的情況上，是有違現實的。更重要一點，假若運用經濟學的角度看，電單車咪表車位幾乎是完全欠缺「市場優勢」，自然乏人問津。箇中原因很簡單，因為收費咪表在面對逾萬免費可泊車位的競爭，而在無從選擇下，居民就算選擇違法泊位，惟一擔憂的風險，也只是一張違例告票。電單車咪表車位對比免費車位，競爭優勢幾近零；比起違法泊位才少了風險成本。

　　第二點上，澳門現行的公共泊車服務收費形式和實施，主要是根據第35/2003號行政法規《公共泊車服務規章》規範，至於具體收費釐定則是由第364/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作出。該兩項規範本無不妥，但過去之所以受人詬病，是在部分條文實施上，有欠便民利民作用。舉例如《公共泊車服務規章》第十八條「收費時間」規定：「設有時間控制的泊車位的收費時間由每日九時起至二十二時止；在例外情況下，可由土地工務運輸局局長以批示調整收費時間。」

　　另外，第364/2009號行政長官批示，規定泊車位及泊車處准許停泊的最長時間為兩小時和五小時。這兩條規定，對提供公共泊車服務收費方面，偏離以民為本精神，居民為入咪表隨時要疲於應付，而電單車咪表車位使用同等收費和時段形式，自然難提高使用效果。

　　最後，居民的出行駕駛文化，由於長期依賴電單車代步，貪求直接、方便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是電單車亂泊、隨心所欲文化的成因之一，如果沒有可行完善的交通網絡配套，以及教育，可說短期內難以扭轉改善。

　　在以上三點因素影響干擾下，要更好推行電單車咪表收費計劃，看來不是易事。

一月一簽走鋼線措施全部叫停

自由行收緊兩月一簽

摘自《澳門日報》 2009年10月15日

【本報消息】內地再次傳出收緊自由行，由“一月一簽”收緊為“兩月一簽”。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處人士昨天表示，目前廣東居民往來澳門簽證的時間期限為兩月一簽，以往各種走鋼線的一月一簽措施已全部停止。有本澳旅遊業者指出，十月一日起已是“兩月一簽”，自由行政策無論是“放鬆”抑或是“收緊”，對旅遊市場的影響不大，畢竟內地十三億人口，不愁無客。

粵從未實施一月一簽

月前剛放鬆的自由行簽註，昨日突然傳出再次收緊。廣東省公安廳出入境管理處人士昨天表示，廣東從未正式實施過一月一簽。祇是廣大持有二○○○版港澳通行證（被稱為“出入境證件便利卡”）的市民，可到廣州各區公安分局綜合辦證中心或出入境管理處自助續簽港澳個人遊、探親、商務簽。這種方式縮短了免去填表申請的流程、縮短了辦證時間，因此毋須等足兩個月，甚至一個月就可辦理赴澳簽證，這種方式，亦是僅廣州、中山等地可以實施。

現時，在廣州辦理自由行赴澳簽證，亦已嚴格實施兩月一簽政策，以往各種走鋼線的一月一簽措施已全部停止。

業界稱不愁無內地客

對於自由行回復到“兩月一簽”，本澳旅遊業者亦“隱約感受到”。有業者指出，該公司職員月初在廣州的公安局辦理簽註時，有關方面已透露，十月一日起個人遊澳門簽已改為“兩月一簽”，並叮囑此輪辦理後，要待十二月始能再申請。職員指出，八月一日時，自由行簽註放寬為“一月一簽”，短時間內又調整，亦感突然。

不過，旅遊業者指出，自由行政策無論是“放鬆”抑或是“收緊”，單純對旅遊市場來說，影響並不大。畢竟中國十三億人口，祇要懂得深耕，不愁無客。何況真正的旅客，一年能來澳六次已經相當足夠。

按實際情況，微調政策一定會有，業者指出，香港回歸期間，在辦理赴港簽時，審批時間也會較長，故他認為現階段的收緊，祇是短暫措施。當然，若要長久擺脫政策影響，最終必須要實現客源國際化。

按實際情況收放自如

另有旅遊業者指出，近期確實“隱約感到”政策有微調，如有人上月中來過澳門一趟，返原居地後立刻再申請，唯至今仍未能拿到簽註。當初自由行“鬆綁”，當局也無正式公佈，故現時因應“雙慶”，為營造社會及經濟穩定的氣氛而再“收緊”，亦不足為奇。然而業者分析，內地一定是希望澳門好，故估計未來政策大勢會以“一月一簽的寬鬆大方向為基礎，按實際情況‘收放自如’”。

業者尤其提到，八月澳門賭場毛收創新高，直言“賭收越來越高，對澳門來說唔係好事！”

有會展業界表示，自由行“兩月一簽”近日也有所聽聞，認為這祇是對澳門的“管理”控制，用意並非完全“阻止”旅客來澳，祇是一種政策“微調”。由於會展業主要是針對持商務簽的內地參展商，他們的簽註一直沒有放鬆，原本可加急申請，四、五天便可取得商務簽，現在要兩周時間才申請到，多少影響了參展商來澳意慾。不過，他以商務簽為例，如要來澳可以有不同的渠道，故相信自由行簽註時間延長，祇是微調，影響不大。當然，最終希望實行會展簽註，名正言順來澳。

重開投資移民--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但願此傳言只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摘自《新華澳報》 專欄「華澳人語」 2009年10月14日


　　佛偈有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以此佛偈來形容近日本澳突然掀起的是否應恢復置業移民的爭議，真是貼切不過。實際上，特區政府尚未有任何高官、任何機構放出「恢復實施置業移民政策」的「試探氣球」，坊間就為此事熱鬧了起來，鬧得沸沸揚揚，真不知從何談起！。

　　當然，此議題的開鬧，也並非是空穴來風，因為有商人提出了此話題。或許，這只是行業利益的個人意見，而被此議題的「反對派」認為是政府的「代言」。這也難怪，因為其中有個別提出此議題的人，及其說此話的時間點，都非常敏感，就是在其被宣佈為委任議員之後，這當然是使到此議題的「反對派」們自然而然地將之視為是政府的「試探氣球」。

不管此議題的「風源」在哪裡，在距現任政府只餘下兩個多月任期，第三任特首崔世安即將宣誓就職之際提出這個議題，都不是適當的時候，無疑在客觀上有向新任特首「施壓」的意味。眾所周知，崔世安在第一、二屆特區政府任職時，主管行政業務之一就是社會工作，雖然並不直接掌管社會和經濟房屋問題，但卻與之有直接關連。而在他競選第三任特首時，無論是在《傳承創新，共建和諧》的「參選政綱」中，還是在落區訪問時，都作出了「健全社會體系，落實公屋建設」的承諾。在置業移民已被歷史實踐證實為扯高樓價，令到本澳居民置業十分困難，從而激起民怨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的情況下，如果現屆特區政府決定恢復實施置業移民政策，就將迫使新任特首崔世安面臨究竟是「傳承」此政策，連中下階層的民怨也一併「傳承」下來，還是為了撫平民怨，甫上任就否決此計劃，導致產生「不尊重前任」印象的尷尬矛盾境地；如果是要向新任特首施加話題壓力，則是有向新任特首施以「下馬威 」之嫌。

　　或許有人認為，崔世安的承諾，是「落實及優化公共房屋政策，合理配置公屋資源，盡力解決弱勢社群和低下階層家庭的住屋需要」，與受置業移民政策影響的中產階層並不是同一社群。即使是這一說法成立，難道中下階層的居住利益就不要維護照顧？實際上，前幾年適合本地中下階層自置樓宇居住的中下價樓宇的價位急升，超逾了本地中下階層的負擔能力，除了是大量外地僱員對租賃市場的需求所致之外，其中一個很關鍵的原因，就是「置業移民」政策的「低門檻」所造成。－－一百萬元購樓、五十萬元以定期存款方式存到銀行的「低門檻」，使到利用「置業移民」政策的內地居民，將「投資置業」（「置業移民」政策最初叫「投資移民」）的目標緊盯在中下價樓宇之上，從而催谷了中下價樓宇的價位異常地飆升，使到本澳中下階層的置樓自住能力大受打擊。這是誘發兩次「五一遊行」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所謂「安居樂業」也者，「安居」佔了很重要的位置。一個「家」字，其「宀」字頭就是一間屋。如果市民的頭上沒有片瓦，不能「安居」，必然會引致民怨深重，影響社會穩定。

　　還有更深一層次的問題，就是「置業移民”政策也抵觸了「澳門基本法」的規定和違反了內地的出入境管理政策。這是因為，「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二條第四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須辦理批准手續，其中進入澳門特別行政區定居的人數由中央人民政府主管部門徵求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確定。」《中國公民因私事往來香港地區或者澳門地區的暫行管理辦法》第五條也規定，「內地公民因私事前往香港、澳門定居，實行定額審批的辦法，以利於維護和保持香港和澳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這一條文規定了內地居民前往澳門定居控制辦法是採取「定額」審批的原則。「定額」由公安部門與有關部門共同商定。而「置業移民」政策，則顯然是與上述法律制度及政策規定有抵觸的。

　　另外，「置業移民」政策中的「第三地」規定，使到不少人違反中國的出入境政策，在到外國購買了居留證後，冒充外國「華人華僑」來澳辦理「置業移民”手續。其中一些國家，如岡比亞等，與中國無外交關係，甚至是台灣當局的「邦交國」。就此，整個「置業移民」的操作，又涉及到「買賣護照」及「偽造文件」等問題。尤其是後者，坊間曾傳說，發生了不少「假樓宇交易」的情況。嚴格來說，無論是在內地還是在澳門，這都是刑事犯罪行為。而且，也在客觀上為內地貪官「洗錢」、轉移贓款提供了便利。這幾年內地的一些報刊，就報導了內地貪官藉在澳門「投資移民」轉移贓款，內地司法機關經澳門廉政公署協助追回贓物的新聞。

　因此，如果是為了消化積壓樓宇而有意恢復「置業移民」政策，就需考慮以下兩個問題：一、必須就出入境政策與中央相關權責部門，包括港澳辦，公安部談妥，不要自己單方面行事，至少要得到對方實質上是中央的默許。二、適當提高「門檻」條件，將上限提升至與本地中下階層置業能力有所區隔，亦即主要是豪宅，以適合澳門房地產市場呈現兩個市場的實際。或許，將之引領到商業房屋，亦即寫字樓或舖位更好，吸引內地人來澳創業而不是置業，有利於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廉署揭貪：青年休閒中心變「獨立王國」

廉署揭教局青年休閒中心主管涉貪
摘自《澳門日報》 2009年10月14日

【本報消息】教青局近年於中區新開的一所青年休閒活動中心，主管人員被廉署揭發懷疑利用職權，在多項青年活動中截留剩餘款項。有關行為涉及偽造文件、違法收取、公務上之侵佔和公務上之侵佔使用等，涉及金額逾十萬澳門元，案件於昨日移送檢察院。教青局表示已對涉嫌職員提起法律程序，並檢視內部監督機制，強化監察功能，盡力避免個別事件影響服務。

涉嫌報大數截留餘款

廉政公署昨日發出新聞稿，表示接到有關部門通知，懷疑屬下一名公職人員在管理金錢一事上可能存在行為不當。廉署經調查發現，該名職員在一項活動中涉嫌虛報臨時工作人員工作時數，隨後要求相關工作人員將多出的款項退回。

在兩項奬勵義工活動中，涉嫌指示有關公司誇大報價，違法收取超越部分的金錢和禮券；另在一項休閒活動中，不當地收取報名者費用。上述各項不當收益全部存入該教青局職員所屬單位內自設的小金庫內；為防止審計機關發現，涉嫌指示屬下人員收藏相關活動文件。

教局絕不姑息違法者

教青局在回應查詢時表示，去年年中接獲舉報，懷疑有職員涉嫌偽造文件，將多項青年活動的餘款留置於中心內作不法使用。該局得悉後立即展開內部調查，並隨即主動向廉署通報，盡力協助和配合廉署的調查。

教青局強調，作為一個負責培育青少年健康成長的教育行政機構，一直秉承 “嚴以律己”的原則，要求各級員工具備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品德行為操守，同心合力為年輕一代的茁壯成長而努力，並致力向學校教職員工、青年、學生，以至廣大市民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絕對不會姑息個別職員的違法行為。

中心儼如半獨立王國

據廉署披露案情，有關青年活動中心儼如“半獨立王國”，有人懷疑誇大報價、自訂收費、欺下瞞上，並設法迴避監管，暴露了相關部門的管理問題。案情也反映，在廉署調查之前，另一監管部門——審計署已展開審計監察。

澳門係窮或富？

鄧玉華指本澳低收入家庭數量仍大
勿因堅尼系數較低忽略關注基層

摘自《華僑報 》 2009年10月13日

【特訊】社保學會代表剛出席在香港舉行的亞洲地區會議，與各地交流研討貧窮及社會保障問題。理事長鄧玉華認為，澳門低收入的家庭數量仍大，近兩成家庭的收入接近於最低維生指數，因此，期望政府和社會正視基層人士的生活狀況。

　澳門社會保障學會派出四名代表，包括鄧玉華理事長、陳建新、施遠鴻及歐耀榮出席參加於本月八至十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行的「亞洲區社會保障圓桌會議」，會議分就最低工資、老年保障、工傷保障、貧窮和社會救助等課題進行討論，社保學會代表亦在分組會議上發表了有關老年貧窮問題及公屋政策的文章。

　理事長鄧玉華在會後表示，相比其他與會的國家及地區，澳門的宏觀社會福利水平尚好，例如十五年義務教育、長者享有免費醫療，但對貧窮問題不能掉以輕心。鄧玉華表示，以香港為例，近期的堅尼系數（反映收入分配差距）達零點五三；而澳門情況看來較佳，因為根據政府最近公佈的住戶收支調查，堅尼系數為零點三八。然而，澳門最低收入的兩成家庭，他們的收入（六千六百卅三元╱月）僅超過最低維生指數（三人家庭計為六千四百六十元╱月）。若採用香港民間團體普遍提出的以入息中位數二分之一作標準，落在相對貧窮下的情況會更糟，因此，不要因為堅尼系數情況有改善而忽略了對弱勢群體生活的關注。

　另一方面，會議上亦討論到公共房屋的問題。鄧玉華認為，比起新加坡和香港，澳門的公共房屋數目比例較低，只有整體住宅數的百分之二十。他期望政府在努力實踐在二０一二年建成多一萬九千個公共房屋的同時，亦應開展研究，制定長遠的房屋政策，例如社會上對公共房屋房屋需求量、公屋的質素水平、未來公屋目標數量等，讓市民心中有數，訂定個人的在住屋上的合理目標方向。

　是次會議有來自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台灣、印度、新加坡、泰國、越南、老撾、菲律賓等國家及地區人士參加。除研討外，香港的主辦單位還安排了參觀當地民間團體對新移民、因工受傷者和婦女的服務工作。◇

未滿廿一禁入賭場外地相關報道

入澳賭場年齡擬增至21歲

摘自《明報》 2009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澳門經濟財政司長譚伯源昨表示，未來兩三個月將完成草擬兩項法律法規，包括規範角子機場所要遷離民居聚集處；將進入賭場年齡提升到21 歲（ 目前是18 歲），並建議有3 年過渡期，讓18 歲以上、21 歲以下的賭場員工過渡。

澳門政府昨午突然與六博企舉行「七方會議」，上次開會已是去年。譚伯源表示，政府與六博企認同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並同意政府繼續對澳門博彩規模作出探討。

設3 年過渡期讓員工過渡譚伯源表示，在會上向六博企介紹了將完成的兩項草擬法律法規，除對角子機場所規範法規外，亦將進入娛樂場的規範年齡、初步包括賭場工作者年齡提升到21 歲。對於目前低於21 歲在賭場工作人數，譚伯源稱需進一步了解，但不擔心博企因此而請不到人。有關草擬法規將在未來幾個月送交立法會審議。

過去人力資源市場不協調，譚伯源指並非博企高薪請人，而是因澳門賭由400 多張，急速擴張10 倍到4000 多張，而每年畢業的年輕人只有數千人，基本因博彩規模急速擴展而吸納，但未來不再容許澳門博彩業以倍數增長。

全澳賭回升至4390 張譚伯源指出，去年第四季，全澳賭有4017 張，比第三季減少近300 張。隨新賭場落成，今年第二季賭數目已恢復到高峰的4390 張。他解釋，澳門博彩業規模無限擴張，對澳門社會資源、業界之間業務互相協調不利，同時令澳門經濟發展傾斜，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存有矛盾，故政府會繼續加強對博彩規模作出檢討。

澳博董事蘇樹輝於會後表示，業界同意博彩業不能無限發展，將在現有基礎上探討未來推動博彩業發展方式及方向。他說近月博彩收入回升，希望保住勢頭，但並不能夠希望博彩業發展像過去幾年有高雙位數增長。

過去「七方會議」由澳博行政總裁何鴻燊代表六博企發言，自賭王抱恙後，昨是6 家博企首次聚首開會，這次交由蘇樹輝代表發言。



澳禁未滿21歲入賭場

蘋果日報 A04 要聞 2009-10-14

【本報訊】澳門政府與六大博彩營運商取得共識，將進入賭場及員工年齡限制，由現時18歲提高至21歲，最快明年實施。本港戒賭輔助機構極表支持，促請港府將進入投注站的年齡限制升至21歲或以上。

最快明年實施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前日與澳門六家博彩營運商舉行會議，建議將進入賭場年齡提升到21歲：並建議有3年過渡期，讓21歲以下的賭場員工過渡。雙方又同意將角子機場所搬離民居及只能開設在賭場、商場、酒店內。修訂法案將於未來數月交立法會審議，順利通過後，最快明年實施。澳門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理事長鄭康樂說開放賭權後，六大集團招聘大量人手，任職年齡放寬至18歲，部份賭場更甚少核實賭客年齡。

在本港，明愛展晴中心戒賭服務督導主任鄧耀祖歡迎澳門提高賭場年齡限制，認為有助遏止日趨嚴重的青少年賭風。他指出，以該中心為例，有六成求助的病態賭徒在20歲前已接觸賭博，他促請港將進入投注站的年齡提升至21歲，甚至24歲。不過，有病態賭徒康復者認為，提高年齡限制無助遏止賭風，如果身邊每個人都賭，好容易受影響賭埋一份。」

拆局：跟隨中央收緊政策
澳門按照中央指示，收緊博彩業政策，表明不再容許這個龍頭產業獨大。有研究博彩業學者指，領導人多次向現任及候任特首面授機宜，旨在促使經濟多元發展。澳門開放賭權後，賭由400多張急增至4,000多張，荷官人數增至2、3萬人，令每年數千名中學畢業生，離校後即被賭場高薪招攬。新年齡限制，將鼓勵年輕人把目光放到賭場以外，擺脫一味發展賭業的局面。

澳門大學財務及商業經濟系副教授蕭志成指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早前會見現任及候任特首，明確提點經濟要多元化發展。他認為，中央不想澳門偏離同步發展非博彩的娛樂設施，例如旅遊、會展等平衡發展。本報記者

角子機場遷離民居 入賭場須滿廿一歲

譚司：兩法規將完成草擬

摘自《澳門日報》 2009年10月13日

【本報消息】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表示，未來兩三個月，將完成草擬兩項法律法規，包括規範角子機場所要遷離民居聚集處；將進入賭場年齡，提升到廿一歲，並建議有三年過渡期，讓十八歲以上、廿一歲以下的賭場員工過渡。

譚伯源表示，在會上向六博企介紹了將完成草擬的兩項法律法規。首先，對角子機場所規範法規，包括技術上加強管理，並開始角子機場限制，在一段時間內，所有角子機場所搬離民居，只能在賭場內開設，以及在旅遊、商業區中如全幢為商場、酒店，在民居的申請則不接受。政府給予過渡期搬遷，有關搬遷費用由企業負擔。這將以行政法規實施。目前沒有收到角子機場新申請項目。

另外，對進入娛樂場規範，進入娛樂場人士年齡，初步包括賭場工作者年齡，上升到廿一歲，同時建議有三年過渡期，這讓現時十八歲在賭場工作者，三年後屆滿廿一歲，符合法定年齡。法案未來幾個月將送交立法會審議。

對於目前低於廿一歲在賭場工作人數，譚伯源稱需進一步了解。但不擔心博企因此而請不到人，政府考慮未來人資供應，並結合到博彩業規模限制，相信人資市場可取得平衡及協調。

過去人資市場不協調，譚伯源指出，並非博企高薪請人，而是因澳門賭檯由四百多張，突然急速十倍擴張到四千多張，每年畢業的青年人只有數千，四千多張賭檯涉及兩三萬人員需求，故過去幾年畢業的青年人，基本因博彩規模急速擴展而被吸納。由於未來不再容許澳門博彩業以倍數增長，故對未來人資市場穩定性具信心。


其他相關報導

經濟發展多元化宜以服務性消費作基礎

摘自《市民日報》 「市民之言」專欄 2009年10月13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昨日與本澳六家博彩業營運商負責人舉行會議，就多個關係博彩業發展的經濟議題取得初步共識。其中，在調控博彩業規模方面，政府明言會聽取業界和社會意見，以便更科學地作出檢討。換言之，調控博彩業發展規模亦正式由社會意見，逐漸納入到政府和博企間的會議桌，以及日後經濟範疇的重要工作日程。

　　調控博彩業發展規模，近年在本澳社會吵得沸沸揚揚，大家並非要壓抑行業的增長，相反，是關心到國策配合和澳門經濟未來的走向上，這兩點既牽動地區融合；同時，與本澳經濟格局、稅收、博彩企業和從業員生存問題息息相關。因此，博彩業的健康發展可說是整個澳門社會，甚至中央政府所關注的焦點。

　　誠然，調控博彩業規模，至目前已達到一定共識，但知易行難，所謂的調控舉措，對真正的博彩業良性健康發展而言，不應該單純被視為一種經濟產量或市場壓抑性行政行為；事實上，我們要謀求的，是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尋求行業水平的不斷提升，並緊扣及推動整體經濟結構的鞏固、多元，從而使博彩業不會一業獨大、降低經濟多元化的活力。這裏如需要說清，其實就是告訴本澳社會，在懂得利用博彩業優勢的時候，同時應該學會靈活多元的發展思維，不被單一優勢所窒礙。

　　如果遵照我們上述的分析看，將來調控博彩業規模應劃分成兩部分進行，其一、完善法律法規，科學研究行業產量規模，屬微觀範疇；其二、尋求經濟或其他行業新增長點，融合國策發展，提升博彩業對整體經濟的再造力與革新性，這是宏觀部分。顯然，前者行之易，後者難，尤其是需要擺脫根深柢固的依賴思維、作風，大膽創新與積極開拓，都是澳門相對較弱的環節，這種保守固有文化不利後者的實踐。

　　可以知道，目前外界關注眼光，主要集中在第二項，政府將來工作上，需要更有作為，創設條件，由本澳其他行業配合下，才能得到成功實踐。一直以來，在這個關鍵要點，社會不時提出意見，有倡導重鑄工業輝煌、有期望會展業能異軍突起，或者參與開發橫琴島等，建議紛呈。以我們看來，無論發展或支援任何一種產業，將來所針對的市場消費模式，應該遵從先服務性消費，然後才是商品消費的規律。這個規律決定了澳門經濟行業格局的主和次，骨幹與輔翼。

　　進一步說，澳門現在的博彩、旅遊業向市場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務性消費渠道，招徠各國旅客，這個發展路向值得沿循。比照許多發達國家或地區，一直是服務性消費佔主導，然後才是商品消費，兩者達到七與三比率。從中國近年的經濟數據看，服務性消費亦慢慢逐步抬頭，成為內地旅客的主要消費形式。故此，將來發展任一新興產業，澳門仍要緊貼世界潮流而行，從這種消費模式思考，作為發展經濟的基點。何況，服務性消費能帶來兩大好處，包括：能大量創造就業機會；有利增加博彩以外的稅收。

　　上述意見，希望能為將來發展多元化經濟格局時，提供一點思考空間，提升博彩業對整體經濟的再造力與革新性，促進新興產業的壯大出現。

高官「落馬」-- 財政局出現人事變動 江麗莉行代局長職務

摘自 《華僑報》 2009年10月12日



【專訪】多事之秋的財政局有人事變動，副局長江麗莉已執行代局長職務。來自有關方面消息稱，財政局正式局長人選，將會在新一屆政府才確定委任。由此顯示的訊息是，被政府提起紀律程序的財政局局長劉玉葉，將可能要下台。
　就審計署的《「機動車輛估價委員會」的運作與管理》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所揭露的弊端，尤其是車輛委員會開會次數不真實地大幅「發漲」而使其成員收入增加等狀況，政府早前對包括身兼車輛委員會主席的財政局局長劉玉葉及兩名公職人員，提起紀律程序，並有了初步結果，但劉玉葉亦正提出上訴。與此同時，政府對劉玉葉採取了防範性措施的停職處理。
　消息稱，財政局副局長江麗莉現已執行代局長職務。據有關規定，副局長的其中一項權限是，在局長出缺，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代任之。而江麗莉是在二００七年四月獲政府委任財局副局長，主要負責公共財政這部分工作。亦踫巧的是，當年江麗莉晉升，是代替之前一名副局長因涉嫌濫用職權而被終止職務的空缺。
　財局在劉玉葉被停職，目前由江麗莉任代局長，另一位副局長容光耀一直是負責稅務方面工作。消息指，現屆政府將不會委任新的財局局長，而財局的正式局長人選，將會在新一屆政府才確定委任。◇

將相真有種乎？

摘自 《正報》 2009年10月12日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北宋汪洙的《訓蒙幼學》詩，勸勉人努力求學，自有出人頭地一天，甚有「幾多白衣出公卿」之激奮人心，事實上，中國歷史亦有諸多「白衣公卿」的出現，說明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社會，也有不論出身，百駒競走，能者居之的傳統。

回看今日特區，卻似恰恰相反，將相竟然有種，全都是「權位有世襲，利益有繼承」，情形雖不似朝鮮「領導人」父子相傳，也都是大家族，大集團裡搞「繼承」把戲，社會焉得公平？焉得進步？青年才俊既缺磨練機會，也就少了出頭一天！

看！「一門三傑」，毋需市民認同，便可佔據高位，強要「為人民服務」，連傳統社團對那兩個議事堂的席位，也都來過不論才智，用人唯親，把「東?」、「媳婦」全捧上台，都是為了權位世襲、利益繼承！可幸的是，終遭人唾棄，吃了一記悶棍。

主政者其實應有開闊胸襟、無私精神為特區選拔人才，若繼續有過不改，知賢不親，世襲繼承，便愧對後來人。

東方生

視審計報告如無物 局級官僚砌辭狡辯 羞家!!!

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審計署最近連續公佈了兩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也是全年僅有的兩份，分別是《「機動車輛估價委員會」的運作與管理》及《環境委員會辦公室搬遷及裝修工程》。兩份報告洋洋灑灑過萬字，詳細臚列審計對象的種種問題和疏失，以至違法違紀行為，在此不贅。我們倒是關心這些審計報告到底有何實際價值，對維護公眾利益有何作用。我們認為，如果特區政府高層對審計報告所揭示的政府部門的問題繼續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和稀泥態度，則其管治威信將無從建立，其管治水平也無從提高，這就有違「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初衷，令人失望。

　　自審計署成立以來，其所公佈的每一份審計報告，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審計對象的不同程度的「聲明異議」，膽子大一點的，就砌詞反駁，反唇相稽，膽子小一點的，則避重就輕，巧言狡辯。在白紙黑字、巨細無遺「證據比較確鑿」的審計報告面前，因濫權自肥的機動車輛估價委員會主席、財政局局長劉玉葉，也搬出被其曲解的《行政程序法典》「無規定」等作強詞奪理的自辯，把自己挖空心思，佔公家便宜的違法亂紀行為合理化，這不止是不知悔改，不知公眾利益和個人職責為何物，而且是企圖反咬一口，倒打一耙。劉玉葉的上級司長譚伯源，在轄下負責執掌和監督公共財政管理的重要部門出現這種「人禍」，竟然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視為一種鞭策」，未有立即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堵塞制度上的各種漏洞，防止再有人濫權謀私，損公自肥。有這樣的主要官員，實非特區之福。

　　另一被審計報告批評奢侈浪費、規劃馬虎的環境委員會（現為環境保護局），儘管在審計報告中，其回應是「對審計署的意見基本持同意的態度」，擔任環委會代主席，被審計的環保局局長黃蔓紅卻公開以「帶有莫大冤情」的臉孔唸「佛偈」質疑審計署無風起浪，制造麻煩，自己就不知道「何處惹塵埃」；其上級領導劉仕堯、張紹基翌日則公開回應，分別稱審計報告「有利部門改善資源運用及行政效率」；「認同審計報告的意見及立場」。由此可知，黃蔓紅為官十年，卻對官場守則一無所知，對組織紀律一竅不通，公開與上級「不保持一致」，態度比劉玉葉砌詞狡辯更為惡劣。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特區官場養成了與我們自小在學校學習的做人處世價值，例如誠實守信、例如知錯能改、有錯必改、例如對自己做的事承擔責任等背道而馳的文化。根據《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第15∕2009號法律）的規定，局級領導的公務人員，除了要承擔一般公務人員的責任和義務之外，還要承擔紀律及財政責任等特定責任，否則「可被譴責」，定期委任也「可被中止及終止」。據此，劉玉葉的財政局局長一職的定期委任，已可以「因不遵守確保公共行政公正無私的規則，且不影響倘有的其他責任」而依法終止，至於其所作所為是否涉及《刑法典》中的「公務員犯罪」，則應由被坊間謔稱為「抓小放大、欺善怕惡」的廉政公署介入調查；審計署也應該主動行使其組織法所賦予的權限；將劉玉葉的問題向檢察院通告。可惜，當局似乎沒打算依法辦事。

　　如果說黃蔓紅領導環委會大事揮霍公帑的年代是一個有權無責的「瘋狂年代」，無從究責，則黃蔓紅在審計報告公佈後，趁公眾場合自稱「以個人身份」唸「佛偈」向社會呼冤，向審計署「叫陣」，公然推翻自己在審計報告中的回應，公開與上級不保持一致，毫無疑問適用已於八月四日起生效的第15∕2009號法律，違反第十一條關於「義務」的規定，該條第二款規定，擔任領導及主管官職者應堅守其個人行為不會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所服務的部門或實體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以及不會損害執行有關官職所需的威嚴。」也違反了第二十三條有關「領導人員的特定責任」的規定。

　　所以，由於劉、黃二人即使沒有不法行為，也肯定屬嚴重失職、凟職，特區政府應該依法「公開譴責」兩人，以至將彼等免職，再深入調查追究兩人的其他法律責任，以保法律尊嚴，彰顯固有的行政倫理，也收以儆傚尤之效。若仍以過去的「差不多態度」、「真戲假做」的思維來回應，只寄望事過境遷，一切依舊，則兩位因追補兩年加薪而額外獲發十多萬元合法報酬的局級領導得從輕法落，仍事小；特區的法律尊嚴和管治威信蕩然無存，行政道德進一步淪落，公務人員有樣學樣及管職矛盾將再深一層，影響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才事大。令人更憂慮的是，劉、黃二人其實代表了相當部分局級公務人員的質素。這是十年吏治鬆馳的惡果。


余荔

私利行先 服務市民掛口邊 不思進取 執政聯盟續沉淪

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新一屆立法會官委議員名單於週一公佈，旋即在坊間尤其是中產知識層人士及公務員圈子引起極大迴響，公眾甚是失望，皆因看不到未來主政者有何改革創新的新政氣息，更教人疑惑的是對於公共職位委任盡顯主政者及執政聯盟的政治酬庸、任人為親、壟斷世襲及個體利益人情輸送等弊端，完全妄顧公眾利益和澳門健康發展的宏旨，這是令人相當憤慨的。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份官委議員名單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著執政聯盟思維的落後封閉以及管治行為與社情民意大相逕庭的基因，亦是在於其已遠落後現代文明政治的意識型態作祟。

　　不必諱言，對這份官委議員名單，相信只有澳大法學院副教授唐曉晴的獲委任，在知識份子中是可認同外，其他六個人士都備受不同程度質疑，這亦是回歸後四屆官委議員人選中最具爭議的一屆，而且是涉及最多被委任者備受質疑的。坊間種種批評聲音中質疑未來主政者的用人思維，當中很關鍵的是個心有否為澳門整體利益考量，還是只顧著友好的安排，只顧眼前短利，有否為澳門長遠健康發展的誠意，再深入疑問是，未來特區管治，執政聯盟，是為民執政還是著重於為既得利益者服務？

　　從第四屆立法會的組成過程，讓人看到不少教人不安狀態。如在直選出現的抹黑爆料，以旨在打擊有心為澳門且具民意支持的參選者之卑劣行徑，又如在間選的高度操控，完全無一絲民主和開放的氣息；再是在直選發生「廢票復活」事件的妄顧法治精神和公平遊戲規則之所作所為；又再是委官委議員所呈現的種種弊端。所有這些狀況串連起來，卻帶出了執政聯盟的不濟現象。然而，可悲的是，基於保守政制下，澳門人無法改變現狀，未來日子澳門卻被迫在這樣不濟的執政聯盟管治，亦教人深感憂慮澳門在未來五年將會倒退到怎樣態勢？如何確保到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的事業可持續發展進步？

　　筆者憂慮未來特區管治的上層建築，既欠缺政治智慧和現代文明政治認知，亦同時執政聯盟成員中不少存有私心私利為先問題。另方面的憂慮是作為第四權的傳媒，未能盡責地履行監察政府和政治人物以及勇於揭露社會不公義之天職，且更甚的是一些媒體不是做市民的看門狗，而是做權貴的打手，以至不惜扭曲是非黑白，使社會公義不彰，健康的社會價值觀無法建立起來。

　　跟一些關心澳門的朋友談起澳門時局和傳媒生態，不自覺地都感到很悲觀，傳統的傳媒不思進取，只有個別小媒體尚在堅守原則。顯然，或許有人以為傳媒少了不同聲音，就自欺為社會和諧，殊不知，客觀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市民要求進步、社會對執政聯盟不滿以至民怨的積壓，若未能有有效的渠道及方式渲洩，其實就是潛在不穩定的最大火藥庫，當其能量積壓到一定程度時霎時爆發，這時對社會以及政府都會做成極大衝擊，做成難以收拾局面。

　　毫無疑問，和諧社會的建立，應建基在民主、法治、言論和新聞自由、多元、社會公義、廉政、公平、公正及開放的基調上。這當中，或許常有各種不同聲音表達，以至不同觀點的辯論，但不要害怕爭論，一個正常和健康社會，應該是包容到各聲音和不同意見，亦只有各種不同意見在理性、自由及開放下廣泛討論，才有可能達至最大共識，亦只有民意認同基調，政府施政才能真正暢順，才能有真正政通人和的局面。

　　時代演變，市民進步，澳門特區再不是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環境，未來主政者及執政聯盟若仍不思進取，仍是以落後封閉的思維來管治澳門，其必然無法管治好澳門，甚至成為澳門走向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因此，澳門的變革與創新，首先是在管治上層建築做起，亦只有執政聯盟能夠與時並進，才有可能帶領澳門在新階段有所發展。令人們對未來有憧憬。

了空

人民真正站起來 未充分體現

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毛澤東主席六十年前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的成立，並且大聲說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豪言壯語，但時至今日不少中國人仍未享有一個普通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道，能夠出席天安門廣場六十周年國慶慶祝大會和聯歡晚會的嘉賓有兩萬四千人，他們分佈於城樓和附近五個觀禮臺上。將參與閱兵的八千將士、二十萬遊行群眾以及工作人員算進去，極其量只有三十萬人能在現場參與，這對於十三億人民來說是何其少呢。老百姓參與國慶的方式是享用八天假期和觀看電視台直播，更積極的右派到網上罵罵央視的主持和攝影師。這是人民選擇權利的範圍。除此之外，對於「是否閱兵」、「閱兵的規模」、「誰是群眾演員」、「誰是工作人員」、「誰是觀眾」等問題，他們是沒有發言權的。

　　十月一日早上很多北京市民自覺地遠離交通管制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沿線的南、北路段。慶祝大會結束了，聯歡晚會在晚上八時開始。市民走向王府井大街、長安街東、西兩側，企圖看看燦爛的煙花實景。他們被阻於警戒線以外，離北京飯店和長安街交界處數十米，願望落空了。很多市民和外國遊客質問公安「為何不能進入廣場？」，員警答覆：「這是奉命而行」。來自民主社會的人民很難理解這樣的措施，中國人民在自己的首都，無法自由地去與眾同樂，慶祝國慶。要說在長安街上搭建幾個臨時看臺，讓一、兩萬中國人民去觀賞閱兵和晚會不難。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若為選擇的原則而頭痛的，照抄洋鬼子抽籤之術，絕對公平。為安全起見，中國官員將所有讓人民自由參與的機制抹掉。

　　十月二日早上十時，天安門廣場解封。成千上萬的市民湧向廣場，觀賞廣場風景和六十輛代表全國各地行政區的花車。對筆者而言，天安門廣場充滿政治符號，沒甚麼風景可言。由城樓起逆時針方向是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旗旗桿。我總覺得他們有點尋求補贖的味道，因為十一當天沒法進來，及後的閒逛和拍照就是參與。那天在天安門廣場可以看見的自由包括進出廣場（須安全檢查）、可隨意坐在地上、拋棄垃圾免受檢控或罰款，還有任意的尋找平日神情嚴肅的武警拍照。不過這狀況只是暫時的，相信隨意坐地和拋棄垃圾的自由很快會被取消的。當然中國人民追求的不應是隨意坐地和拋棄垃圾的自由，而是在廣場上設置臨時休息座椅和垃圾桶的權利。

　　要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真的站起來了，可用很多不同的、實際的指標。我隨意選幾個，可能不夠全面：大多數北京人是無法自由參與天安門的國慶慶祝大會和聯歡晚會的；不少內地人使用暫住證才能在別的城市居住；內地人前往澳門、香港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仍需要簽署通行證；中國駐澳部隊、駐港部隊均採用禁閉營的方式管理，亦即士兵們下班後不能自由外出。倒是曾經駐紮在港、澳兩地的各種外國軍隊，包括英軍、葡軍、荷蘭軍、日軍，以至來香港消費的美國水兵都沒有這樣的限制，不禁要問中國領導人害怕甚麼？不禁要問中國人民真的站了起來嗎？

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