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滿廿一禁入賭場外地相關報道

入澳賭場年齡擬增至21歲

摘自《明報》 2009年10月13日

【明報專訊】澳門經濟財政司長譚伯源昨表示，未來兩三個月將完成草擬兩項法律法規，包括規範角子機場所要遷離民居聚集處；將進入賭場年齡提升到21 歲（ 目前是18 歲），並建議有3 年過渡期，讓18 歲以上、21 歲以下的賭場員工過渡。

澳門政府昨午突然與六博企舉行「七方會議」，上次開會已是去年。譚伯源表示，政府與六博企認同博彩業不應無限擴張，並同意政府繼續對澳門博彩規模作出探討。

設3 年過渡期讓員工過渡譚伯源表示，在會上向六博企介紹了將完成的兩項草擬法律法規，除對角子機場所規範法規外，亦將進入娛樂場的規範年齡、初步包括賭場工作者年齡提升到21 歲。對於目前低於21 歲在賭場工作人數，譚伯源稱需進一步了解，但不擔心博企因此而請不到人。有關草擬法規將在未來幾個月送交立法會審議。

過去人力資源市場不協調，譚伯源指並非博企高薪請人，而是因澳門賭由400 多張，急速擴張10 倍到4000 多張，而每年畢業的年輕人只有數千人，基本因博彩規模急速擴展而吸納，但未來不再容許澳門博彩業以倍數增長。

全澳賭回升至4390 張譚伯源指出，去年第四季，全澳賭有4017 張，比第三季減少近300 張。隨新賭場落成，今年第二季賭數目已恢復到高峰的4390 張。他解釋，澳門博彩業規模無限擴張，對澳門社會資源、業界之間業務互相協調不利，同時令澳門經濟發展傾斜，與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存有矛盾，故政府會繼續加強對博彩規模作出檢討。

澳博董事蘇樹輝於會後表示，業界同意博彩業不能無限發展，將在現有基礎上探討未來推動博彩業發展方式及方向。他說近月博彩收入回升，希望保住勢頭，但並不能夠希望博彩業發展像過去幾年有高雙位數增長。

過去「七方會議」由澳博行政總裁何鴻燊代表六博企發言，自賭王抱恙後，昨是6 家博企首次聚首開會，這次交由蘇樹輝代表發言。



澳禁未滿21歲入賭場

蘋果日報 A04 要聞 2009-10-14

【本報訊】澳門政府與六大博彩營運商取得共識，將進入賭場及員工年齡限制，由現時18歲提高至21歲，最快明年實施。本港戒賭輔助機構極表支持，促請港府將進入投注站的年齡限制升至21歲或以上。

最快明年實施
澳門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前日與澳門六家博彩營運商舉行會議，建議將進入賭場年齡提升到21歲：並建議有3年過渡期，讓21歲以下的賭場員工過渡。雙方又同意將角子機場所搬離民居及只能開設在賭場、商場、酒店內。修訂法案將於未來數月交立法會審議，順利通過後，最快明年實施。澳門幸運博彩業職工總會理事長鄭康樂說開放賭權後，六大集團招聘大量人手，任職年齡放寬至18歲，部份賭場更甚少核實賭客年齡。

在本港，明愛展晴中心戒賭服務督導主任鄧耀祖歡迎澳門提高賭場年齡限制，認為有助遏止日趨嚴重的青少年賭風。他指出，以該中心為例，有六成求助的病態賭徒在20歲前已接觸賭博，他促請港將進入投注站的年齡提升至21歲，甚至24歲。不過，有病態賭徒康復者認為，提高年齡限制無助遏止賭風，如果身邊每個人都賭，好容易受影響賭埋一份。」

拆局：跟隨中央收緊政策
澳門按照中央指示，收緊博彩業政策，表明不再容許這個龍頭產業獨大。有研究博彩業學者指，領導人多次向現任及候任特首面授機宜，旨在促使經濟多元發展。澳門開放賭權後，賭由400多張急增至4,000多張，荷官人數增至2、3萬人，令每年數千名中學畢業生，離校後即被賭場高薪招攬。新年齡限制，將鼓勵年輕人把目光放到賭場以外，擺脫一味發展賭業的局面。

澳門大學財務及商業經濟系副教授蕭志成指出，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等多位領導人，早前會見現任及候任特首，明確提點經濟要多元化發展。他認為，中央不想澳門偏離同步發展非博彩的娛樂設施，例如旅遊、會展等平衡發展。本報記者

角子機場遷離民居 入賭場須滿廿一歲

譚司：兩法規將完成草擬

摘自《澳門日報》 2009年10月13日

【本報消息】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表示，未來兩三個月，將完成草擬兩項法律法規，包括規範角子機場所要遷離民居聚集處；將進入賭場年齡，提升到廿一歲，並建議有三年過渡期，讓十八歲以上、廿一歲以下的賭場員工過渡。

譚伯源表示，在會上向六博企介紹了將完成草擬的兩項法律法規。首先，對角子機場所規範法規，包括技術上加強管理，並開始角子機場限制，在一段時間內，所有角子機場所搬離民居，只能在賭場內開設，以及在旅遊、商業區中如全幢為商場、酒店，在民居的申請則不接受。政府給予過渡期搬遷，有關搬遷費用由企業負擔。這將以行政法規實施。目前沒有收到角子機場新申請項目。

另外，對進入娛樂場規範，進入娛樂場人士年齡，初步包括賭場工作者年齡，上升到廿一歲，同時建議有三年過渡期，這讓現時十八歲在賭場工作者，三年後屆滿廿一歲，符合法定年齡。法案未來幾個月將送交立法會審議。

對於目前低於廿一歲在賭場工作人數，譚伯源稱需進一步了解。但不擔心博企因此而請不到人，政府考慮未來人資供應，並結合到博彩業規模限制，相信人資市場可取得平衡及協調。

過去人資市場不協調，譚伯源指出，並非博企高薪請人，而是因澳門賭檯由四百多張，突然急速十倍擴張到四千多張，每年畢業的青年人只有數千，四千多張賭檯涉及兩三萬人員需求，故過去幾年畢業的青年人，基本因博彩規模急速擴展而被吸納。由於未來不再容許澳門博彩業以倍數增長，故對未來人資市場穩定性具信心。


其他相關報導

經濟發展多元化宜以服務性消費作基礎

摘自《市民日報》 「市民之言」專欄 2009年10月13日


經濟財政司司長譚伯源昨日與本澳六家博彩業營運商負責人舉行會議，就多個關係博彩業發展的經濟議題取得初步共識。其中，在調控博彩業規模方面，政府明言會聽取業界和社會意見，以便更科學地作出檢討。換言之，調控博彩業發展規模亦正式由社會意見，逐漸納入到政府和博企間的會議桌，以及日後經濟範疇的重要工作日程。

　　調控博彩業發展規模，近年在本澳社會吵得沸沸揚揚，大家並非要壓抑行業的增長，相反，是關心到國策配合和澳門經濟未來的走向上，這兩點既牽動地區融合；同時，與本澳經濟格局、稅收、博彩企業和從業員生存問題息息相關。因此，博彩業的健康發展可說是整個澳門社會，甚至中央政府所關注的焦點。

　　誠然，調控博彩業規模，至目前已達到一定共識，但知易行難，所謂的調控舉措，對真正的博彩業良性健康發展而言，不應該單純被視為一種經濟產量或市場壓抑性行政行為；事實上，我們要謀求的，是如何在市場競爭中尋求行業水平的不斷提升，並緊扣及推動整體經濟結構的鞏固、多元，從而使博彩業不會一業獨大、降低經濟多元化的活力。這裏如需要說清，其實就是告訴本澳社會，在懂得利用博彩業優勢的時候，同時應該學會靈活多元的發展思維，不被單一優勢所窒礙。

　　如果遵照我們上述的分析看，將來調控博彩業規模應劃分成兩部分進行，其一、完善法律法規，科學研究行業產量規模，屬微觀範疇；其二、尋求經濟或其他行業新增長點，融合國策發展，提升博彩業對整體經濟的再造力與革新性，這是宏觀部分。顯然，前者行之易，後者難，尤其是需要擺脫根深柢固的依賴思維、作風，大膽創新與積極開拓，都是澳門相對較弱的環節，這種保守固有文化不利後者的實踐。

　　可以知道，目前外界關注眼光，主要集中在第二項，政府將來工作上，需要更有作為，創設條件，由本澳其他行業配合下，才能得到成功實踐。一直以來，在這個關鍵要點，社會不時提出意見，有倡導重鑄工業輝煌、有期望會展業能異軍突起，或者參與開發橫琴島等，建議紛呈。以我們看來，無論發展或支援任何一種產業，將來所針對的市場消費模式，應該遵從先服務性消費，然後才是商品消費的規律。這個規律決定了澳門經濟行業格局的主和次，骨幹與輔翼。

　　進一步說，澳門現在的博彩、旅遊業向市場提供不同程度的服務性消費渠道，招徠各國旅客，這個發展路向值得沿循。比照許多發達國家或地區，一直是服務性消費佔主導，然後才是商品消費，兩者達到七與三比率。從中國近年的經濟數據看，服務性消費亦慢慢逐步抬頭，成為內地旅客的主要消費形式。故此，將來發展任一新興產業，澳門仍要緊貼世界潮流而行，從這種消費模式思考，作為發展經濟的基點。何況，服務性消費能帶來兩大好處，包括：能大量創造就業機會；有利增加博彩以外的稅收。

　　上述意見，希望能為將來發展多元化經濟格局時，提供一點思考空間，提升博彩業對整體經濟的再造力與革新性，促進新興產業的壯大出現。

高官「落馬」-- 財政局出現人事變動 江麗莉行代局長職務

摘自 《華僑報》 2009年10月12日



【專訪】多事之秋的財政局有人事變動，副局長江麗莉已執行代局長職務。來自有關方面消息稱，財政局正式局長人選，將會在新一屆政府才確定委任。由此顯示的訊息是，被政府提起紀律程序的財政局局長劉玉葉，將可能要下台。
　就審計署的《「機動車輛估價委員會」的運作與管理》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所揭露的弊端，尤其是車輛委員會開會次數不真實地大幅「發漲」而使其成員收入增加等狀況，政府早前對包括身兼車輛委員會主席的財政局局長劉玉葉及兩名公職人員，提起紀律程序，並有了初步結果，但劉玉葉亦正提出上訴。與此同時，政府對劉玉葉採取了防範性措施的停職處理。
　消息稱，財政局副局長江麗莉現已執行代局長職務。據有關規定，副局長的其中一項權限是，在局長出缺，不在或因故不能視事時代任之。而江麗莉是在二００七年四月獲政府委任財局副局長，主要負責公共財政這部分工作。亦踫巧的是，當年江麗莉晉升，是代替之前一名副局長因涉嫌濫用職權而被終止職務的空缺。
　財局在劉玉葉被停職，目前由江麗莉任代局長，另一位副局長容光耀一直是負責稅務方面工作。消息指，現屆政府將不會委任新的財局局長，而財局的正式局長人選，將會在新一屆政府才確定委任。◇

將相真有種乎？

摘自 《正報》 2009年10月12日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北宋汪洙的《訓蒙幼學》詩，勸勉人努力求學，自有出人頭地一天，甚有「幾多白衣出公卿」之激奮人心，事實上，中國歷史亦有諸多「白衣公卿」的出現，說明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社會，也有不論出身，百駒競走，能者居之的傳統。

回看今日特區，卻似恰恰相反，將相竟然有種，全都是「權位有世襲，利益有繼承」，情形雖不似朝鮮「領導人」父子相傳，也都是大家族，大集團裡搞「繼承」把戲，社會焉得公平？焉得進步？青年才俊既缺磨練機會，也就少了出頭一天！

看！「一門三傑」，毋需市民認同，便可佔據高位，強要「為人民服務」，連傳統社團對那兩個議事堂的席位，也都來過不論才智，用人唯親，把「東?」、「媳婦」全捧上台，都是為了權位世襲、利益繼承！可幸的是，終遭人唾棄，吃了一記悶棍。

主政者其實應有開闊胸襟、無私精神為特區選拔人才，若繼續有過不改，知賢不親，世襲繼承，便愧對後來人。

東方生

視審計報告如無物 局級官僚砌辭狡辯 羞家!!!

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審計署最近連續公佈了兩份「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也是全年僅有的兩份，分別是《「機動車輛估價委員會」的運作與管理》及《環境委員會辦公室搬遷及裝修工程》。兩份報告洋洋灑灑過萬字，詳細臚列審計對象的種種問題和疏失，以至違法違紀行為，在此不贅。我們倒是關心這些審計報告到底有何實際價值，對維護公眾利益有何作用。我們認為，如果特區政府高層對審計報告所揭示的政府部門的問題繼續抱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和稀泥態度，則其管治威信將無從建立，其管治水平也無從提高，這就有違「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初衷，令人失望。

　　自審計署成立以來，其所公佈的每一份審計報告，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受到審計對象的不同程度的「聲明異議」，膽子大一點的，就砌詞反駁，反唇相稽，膽子小一點的，則避重就輕，巧言狡辯。在白紙黑字、巨細無遺「證據比較確鑿」的審計報告面前，因濫權自肥的機動車輛估價委員會主席、財政局局長劉玉葉，也搬出被其曲解的《行政程序法典》「無規定」等作強詞奪理的自辯，把自己挖空心思，佔公家便宜的違法亂紀行為合理化，這不止是不知悔改，不知公眾利益和個人職責為何物，而且是企圖反咬一口，倒打一耙。劉玉葉的上級司長譚伯源，在轄下負責執掌和監督公共財政管理的重要部門出現這種「人禍」，竟然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視為一種鞭策」，未有立即採取相應的有效措施，堵塞制度上的各種漏洞，防止再有人濫權謀私，損公自肥。有這樣的主要官員，實非特區之福。

　　另一被審計報告批評奢侈浪費、規劃馬虎的環境委員會（現為環境保護局），儘管在審計報告中，其回應是「對審計署的意見基本持同意的態度」，擔任環委會代主席，被審計的環保局局長黃蔓紅卻公開以「帶有莫大冤情」的臉孔唸「佛偈」質疑審計署無風起浪，制造麻煩，自己就不知道「何處惹塵埃」；其上級領導劉仕堯、張紹基翌日則公開回應，分別稱審計報告「有利部門改善資源運用及行政效率」；「認同審計報告的意見及立場」。由此可知，黃蔓紅為官十年，卻對官場守則一無所知，對組織紀律一竅不通，公開與上級「不保持一致」，態度比劉玉葉砌詞狡辯更為惡劣。

　　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特區官場養成了與我們自小在學校學習的做人處世價值，例如誠實守信、例如知錯能改、有錯必改、例如對自己做的事承擔責任等背道而馳的文化。根據《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第15∕2009號法律）的規定，局級領導的公務人員，除了要承擔一般公務人員的責任和義務之外，還要承擔紀律及財政責任等特定責任，否則「可被譴責」，定期委任也「可被中止及終止」。據此，劉玉葉的財政局局長一職的定期委任，已可以「因不遵守確保公共行政公正無私的規則，且不影響倘有的其他責任」而依法終止，至於其所作所為是否涉及《刑法典》中的「公務員犯罪」，則應由被坊間謔稱為「抓小放大、欺善怕惡」的廉政公署介入調查；審計署也應該主動行使其組織法所賦予的權限；將劉玉葉的問題向檢察院通告。可惜，當局似乎沒打算依法辦事。

　　如果說黃蔓紅領導環委會大事揮霍公帑的年代是一個有權無責的「瘋狂年代」，無從究責，則黃蔓紅在審計報告公佈後，趁公眾場合自稱「以個人身份」唸「佛偈」向社會呼冤，向審計署「叫陣」，公然推翻自己在審計報告中的回應，公開與上級不保持一致，毫無疑問適用已於八月四日起生效的第15∕2009號法律，違反第十一條關於「義務」的規定，該條第二款規定，擔任領導及主管官職者應堅守其個人行為不會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所服務的部門或實體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以及不會損害執行有關官職所需的威嚴。」也違反了第二十三條有關「領導人員的特定責任」的規定。

　　所以，由於劉、黃二人即使沒有不法行為，也肯定屬嚴重失職、凟職，特區政府應該依法「公開譴責」兩人，以至將彼等免職，再深入調查追究兩人的其他法律責任，以保法律尊嚴，彰顯固有的行政倫理，也收以儆傚尤之效。若仍以過去的「差不多態度」、「真戲假做」的思維來回應，只寄望事過境遷，一切依舊，則兩位因追補兩年加薪而額外獲發十多萬元合法報酬的局級領導得從輕法落，仍事小；特區的法律尊嚴和管治威信蕩然無存，行政道德進一步淪落，公務人員有樣學樣及管職矛盾將再深一層，影響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才事大。令人更憂慮的是，劉、黃二人其實代表了相當部分局級公務人員的質素。這是十年吏治鬆馳的惡果。


余荔

私利行先 服務市民掛口邊 不思進取 執政聯盟續沉淪

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新一屆立法會官委議員名單於週一公佈，旋即在坊間尤其是中產知識層人士及公務員圈子引起極大迴響，公眾甚是失望，皆因看不到未來主政者有何改革創新的新政氣息，更教人疑惑的是對於公共職位委任盡顯主政者及執政聯盟的政治酬庸、任人為親、壟斷世襲及個體利益人情輸送等弊端，完全妄顧公眾利益和澳門健康發展的宏旨，這是令人相當憤慨的。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份官委議員名單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有著執政聯盟思維的落後封閉以及管治行為與社情民意大相逕庭的基因，亦是在於其已遠落後現代文明政治的意識型態作祟。

　　不必諱言，對這份官委議員名單，相信只有澳大法學院副教授唐曉晴的獲委任，在知識份子中是可認同外，其他六個人士都備受不同程度質疑，這亦是回歸後四屆官委議員人選中最具爭議的一屆，而且是涉及最多被委任者備受質疑的。坊間種種批評聲音中質疑未來主政者的用人思維，當中很關鍵的是個心有否為澳門整體利益考量，還是只顧著友好的安排，只顧眼前短利，有否為澳門長遠健康發展的誠意，再深入疑問是，未來特區管治，執政聯盟，是為民執政還是著重於為既得利益者服務？

　　從第四屆立法會的組成過程，讓人看到不少教人不安狀態。如在直選出現的抹黑爆料，以旨在打擊有心為澳門且具民意支持的參選者之卑劣行徑，又如在間選的高度操控，完全無一絲民主和開放的氣息；再是在直選發生「廢票復活」事件的妄顧法治精神和公平遊戲規則之所作所為；又再是委官委議員所呈現的種種弊端。所有這些狀況串連起來，卻帶出了執政聯盟的不濟現象。然而，可悲的是，基於保守政制下，澳門人無法改變現狀，未來日子澳門卻被迫在這樣不濟的執政聯盟管治，亦教人深感憂慮澳門在未來五年將會倒退到怎樣態勢？如何確保到一國兩制下澳人治澳的事業可持續發展進步？

　　筆者憂慮未來特區管治的上層建築，既欠缺政治智慧和現代文明政治認知，亦同時執政聯盟成員中不少存有私心私利為先問題。另方面的憂慮是作為第四權的傳媒，未能盡責地履行監察政府和政治人物以及勇於揭露社會不公義之天職，且更甚的是一些媒體不是做市民的看門狗，而是做權貴的打手，以至不惜扭曲是非黑白，使社會公義不彰，健康的社會價值觀無法建立起來。

　　跟一些關心澳門的朋友談起澳門時局和傳媒生態，不自覺地都感到很悲觀，傳統的傳媒不思進取，只有個別小媒體尚在堅守原則。顯然，或許有人以為傳媒少了不同聲音，就自欺為社會和諧，殊不知，客觀事實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市民要求進步、社會對執政聯盟不滿以至民怨的積壓，若未能有有效的渠道及方式渲洩，其實就是潛在不穩定的最大火藥庫，當其能量積壓到一定程度時霎時爆發，這時對社會以及政府都會做成極大衝擊，做成難以收拾局面。

　　毫無疑問，和諧社會的建立，應建基在民主、法治、言論和新聞自由、多元、社會公義、廉政、公平、公正及開放的基調上。這當中，或許常有各種不同聲音表達，以至不同觀點的辯論，但不要害怕爭論，一個正常和健康社會，應該是包容到各聲音和不同意見，亦只有各種不同意見在理性、自由及開放下廣泛討論，才有可能達至最大共識，亦只有民意認同基調，政府施政才能真正暢順，才能有真正政通人和的局面。

　　時代演變，市民進步，澳門特區再不是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環境，未來主政者及執政聯盟若仍不思進取，仍是以落後封閉的思維來管治澳門，其必然無法管治好澳門，甚至成為澳門走向健康發展的最大障礙。因此，澳門的變革與創新，首先是在管治上層建築做起，亦只有執政聯盟能夠與時並進，才有可能帶領澳門在新階段有所發展。令人們對未來有憧憬。

了空

人民真正站起來 未充分體現

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毛澤東主席六十年前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的成立，並且大聲說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豪言壯語，但時至今日不少中國人仍未享有一個普通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道，能夠出席天安門廣場六十周年國慶慶祝大會和聯歡晚會的嘉賓有兩萬四千人，他們分佈於城樓和附近五個觀禮臺上。將參與閱兵的八千將士、二十萬遊行群眾以及工作人員算進去，極其量只有三十萬人能在現場參與，這對於十三億人民來說是何其少呢。老百姓參與國慶的方式是享用八天假期和觀看電視台直播，更積極的右派到網上罵罵央視的主持和攝影師。這是人民選擇權利的範圍。除此之外，對於「是否閱兵」、「閱兵的規模」、「誰是群眾演員」、「誰是工作人員」、「誰是觀眾」等問題，他們是沒有發言權的。

　　十月一日早上很多北京市民自覺地遠離交通管制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沿線的南、北路段。慶祝大會結束了，聯歡晚會在晚上八時開始。市民走向王府井大街、長安街東、西兩側，企圖看看燦爛的煙花實景。他們被阻於警戒線以外，離北京飯店和長安街交界處數十米，願望落空了。很多市民和外國遊客質問公安「為何不能進入廣場？」，員警答覆：「這是奉命而行」。來自民主社會的人民很難理解這樣的措施，中國人民在自己的首都，無法自由地去與眾同樂，慶祝國慶。要說在長安街上搭建幾個臨時看臺，讓一、兩萬中國人民去觀賞閱兵和晚會不難。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若為選擇的原則而頭痛的，照抄洋鬼子抽籤之術，絕對公平。為安全起見，中國官員將所有讓人民自由參與的機制抹掉。

　　十月二日早上十時，天安門廣場解封。成千上萬的市民湧向廣場，觀賞廣場風景和六十輛代表全國各地行政區的花車。對筆者而言，天安門廣場充滿政治符號，沒甚麼風景可言。由城樓起逆時針方向是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旗旗桿。我總覺得他們有點尋求補贖的味道，因為十一當天沒法進來，及後的閒逛和拍照就是參與。那天在天安門廣場可以看見的自由包括進出廣場（須安全檢查）、可隨意坐在地上、拋棄垃圾免受檢控或罰款，還有任意的尋找平日神情嚴肅的武警拍照。不過這狀況只是暫時的，相信隨意坐地和拋棄垃圾的自由很快會被取消的。當然中國人民追求的不應是隨意坐地和拋棄垃圾的自由，而是在廣場上設置臨時休息座椅和垃圾桶的權利。

　　要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真的站起來了，可用很多不同的、實際的指標。我隨意選幾個，可能不夠全面：大多數北京人是無法自由參與天安門的國慶慶祝大會和聯歡晚會的；不少內地人使用暫住證才能在別的城市居住；內地人前往澳門、香港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仍需要簽署通行證；中國駐澳部隊、駐港部隊均採用禁閉營的方式管理，亦即士兵們下班後不能自由外出。倒是曾經駐紮在港、澳兩地的各種外國軍隊，包括英軍、葡軍、荷蘭軍、日軍，以至來香港消費的美國水兵都沒有這樣的限制，不禁要問中國領導人害怕甚麼？不禁要問中國人民真的站了起來嗎？

翟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