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 《訊報》 2009年10月9日
毛澤東主席六十年前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的成立，並且大聲說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豪言壯語，但時至今日不少中國人仍未享有一個普通公民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
根據中央電視台的報道，能夠出席天安門廣場六十周年國慶慶祝大會和聯歡晚會的嘉賓有兩萬四千人，他們分佈於城樓和附近五個觀禮臺上。將參與閱兵的八千將士、二十萬遊行群眾以及工作人員算進去，極其量只有三十萬人能在現場參與，這對於十三億人民來說是何其少呢。老百姓參與國慶的方式是享用八天假期和觀看電視台直播，更積極的右派到網上罵罵央視的主持和攝影師。這是人民選擇權利的範圍。除此之外，對於「是否閱兵」、「閱兵的規模」、「誰是群眾演員」、「誰是工作人員」、「誰是觀眾」等問題，他們是沒有發言權的。
十月一日早上很多北京市民自覺地遠離交通管制的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沿線的南、北路段。慶祝大會結束了，聯歡晚會在晚上八時開始。市民走向王府井大街、長安街東、西兩側，企圖看看燦爛的煙花實景。他們被阻於警戒線以外，離北京飯店和長安街交界處數十米，願望落空了。很多市民和外國遊客質問公安「為何不能進入廣場？」，員警答覆：「這是奉命而行」。來自民主社會的人民很難理解這樣的措施，中國人民在自己的首都，無法自由地去與眾同樂，慶祝國慶。要說在長安街上搭建幾個臨時看臺，讓一、兩萬中國人民去觀賞閱兵和晚會不難。非不能也，是不為也。若為選擇的原則而頭痛的，照抄洋鬼子抽籤之術，絕對公平。為安全起見，中國官員將所有讓人民自由參與的機制抹掉。
十月二日早上十時，天安門廣場解封。成千上萬的市民湧向廣場，觀賞廣場風景和六十輛代表全國各地行政區的花車。對筆者而言，天安門廣場充滿政治符號，沒甚麼風景可言。由城樓起逆時針方向是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人民英雄紀念碑、和國旗旗桿。我總覺得他們有點尋求補贖的味道，因為十一當天沒法進來，及後的閒逛和拍照就是參與。那天在天安門廣場可以看見的自由包括進出廣場（須安全檢查）、可隨意坐在地上、拋棄垃圾免受檢控或罰款，還有任意的尋找平日神情嚴肅的武警拍照。不過這狀況只是暫時的，相信隨意坐地和拋棄垃圾的自由很快會被取消的。當然中國人民追求的不應是隨意坐地和拋棄垃圾的自由，而是在廣場上設置臨時休息座椅和垃圾桶的權利。
要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真的站起來了，可用很多不同的、實際的指標。我隨意選幾個，可能不夠全面：大多數北京人是無法自由參與天安門的國慶慶祝大會和聯歡晚會的；不少內地人使用暫住證才能在別的城市居住；內地人前往澳門、香港兩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仍需要簽署通行證；中國駐澳部隊、駐港部隊均採用禁閉營的方式管理，亦即士兵們下班後不能自由外出。倒是曾經駐紮在港、澳兩地的各種外國軍隊，包括英軍、葡軍、荷蘭軍、日軍，以至來香港消費的美國水兵都沒有這樣的限制，不禁要問中國領導人害怕甚麼？不禁要問中國人民真的站了起來嗎？
翟木
2009年10月11日 星期日
遷校諮詢似單向宣傳 林明基：學生應發言尋求事實
【專訪】在「澳大橫琴校區」的諮詢過程中，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教授林明基感到不滿。在那四個月裡，他要以「身教」教導學生：甚麼是諮詢、甚麼是大學、甚麼是公義。八月下旬，患上感冒的林教授雖然咳嗽難止，仍帶上口罩接受個半小時的訪問。
諮詢較似門面宣傳功夫
校方於四月上旬公佈，曾在一個月內舉辦十多場諮詢會廣納意見。林明基亦有出席一些諮詢會，但他認為「整個過程給人的感覺是那些諮詢較似門面功夫、宣傳工作」，使人覺得校方只是為了製造已諮詢的證據。他解釋，有效的諮詢應是雙向溝通、互相坦誠，有提問，也有回應；但是，他多次向校方提出一些重要問題後，總是得不到直接和明確的回應。
林回憶，早在三月上旬的「諮詢會」中，由於有傳言指四月將會訂定橫琴校園的草案，他向校方詢問制定草案的時間表，卻得不到答案，結果是校方管理層在四月上旬到立法會介紹草案。現時，有官員表示澳大現址會留作教學用途，但有傳聞稱另一大學將會進駐澳大原校區，林明基也要求校方澄清，同樣得不到明確的回應。
事實上，澳門大學教學人員協會在六月進行調查，透過電子郵件向五個學院及三個學術單位的教員發送五百五十份問卷，總共收回一百三十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不到一成受訪者認為已有充足諮詢，而三分一的受訪者認為沒有被諮詢。
大學尋求事實和真理
早於三月上旬諮詢初期，林明基提議校方向大學的教職員及學生進行科學的民意調查，然而，校方只在五月設置一個自願回答的網上調查。林教授舉例評論說，「那份調查問填寫者是否支持環保校舍。大家當然答支持吧！誰會不支持呢？」
他補充說，這份問卷沒有觸及大家最關注的問題，使人覺得他們避重就輕。林教授一再強調，「澳大是一間大學，是尋求事實和真理的地方。」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和反對遷校，縱使調查結果可能不是校方想見到的，但無論如何，身為大學管理層和教授學者應該科學地求證。
憤怒學生活動一改再改
與此同時，學生自發籌辦的活動更是一波三折。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會突然取消原訂在三月五日舉行的「澳門大學遷校橫琴對澳大長遠發展影響論壇」，活動延後至校方向立法會簡介草案之後的四月十六日，並易名為「『遷校‧橫琴‧發展』意見分享會」。
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活動名稱由「長遠發展影響論壇」改為「意見分享會」。地點由人流較多、空間較開放的乒乓球室改到東亞樓九樓廣場，後因擔心天雨影響延期到四月二十一日。最終，參加者只能被四壁圍繞著，在學生中心三樓的房間內「暢所欲言」。應邀講者原由校內、校外人士組成，最後，「有得留低」的只有校內師生。
林明基事後憶述：「我當日是頗憤怒的。」在籌辦過程中，他聽到很多學生的不滿聲音，他們覺得校方不鼓勵討論，縱使校方給了一些解釋。在諮詢過程中，他不單發現討論會遇到很多阻滯，亦聽到學生說：「我們都是改變不了現實，連討論也不容許」。
不遷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
據報道，澳大橫琴校園擬採取封閉式管理，實行有效隔離，確保良好的治安，林教授認為這方式不能發揮最好的教學作用，並希望「封閉式校園不會變成封閉式教育」。他坦言不反對澳大在橫琴建設分校，不過，他多次建議，至少把一至兩個學院保留在原校區，讓其他不易受到政治影響的學院遷往橫琴，例如，科技學院等。
多年任教社會科學的林明基教授認為，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不宜遷到橫琴，應該留在原校區。他不同意將這學院的師生放在只有一個出入口的大學城內，他認為學生應生活在社會中，才能充份感受和學習。據他所知，相對於其他學院，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的反對聲音是最大的。
對於澳門大學的未來，林明基感到一份不穩定性，「問題是我們將要遷到一處租借的地方」。他說了一個比喻，一個家庭已擁有自己的房屋，有人建議把豪宅租給他們使用，有智慧的人都不會把房屋變賣，舉家遷進屬於他人的豪宅，以備在必要時退回自己一直擁有的祖屋。
林明基認為，校方不應只向好的方面想，應該居安思危，遷校還有很多不穩定因素，例如政治上的方向改變，或財政上未預見的問題，若一旦政治上吹反向風，或澳門的公共收入不再如前，營運在租借地上的新校便會成為一個問題。此外，基於歷史原因，澳大應要堅持繼續擁有原校區，因為那是澳門專上教育的發源地，是眾多校友的集體回憶，亦代表了歷任校長、教員努力的成果。
後記
縱然澳大設立橫琴校區似乎是已成定局，近來亦暫見不到校方有繼續諮詢的舉動。澳大橫琴校區計劃，還有很多議題仍未清晰，令人擔憂。作為負責任的校方，必須開放討論空間，讓大家繼續參與。
《有機報》，2009.9月號
諮詢較似門面宣傳功夫
校方於四月上旬公佈，曾在一個月內舉辦十多場諮詢會廣納意見。林明基亦有出席一些諮詢會，但他認為「整個過程給人的感覺是那些諮詢較似門面功夫、宣傳工作」，使人覺得校方只是為了製造已諮詢的證據。他解釋，有效的諮詢應是雙向溝通、互相坦誠，有提問，也有回應；但是，他多次向校方提出一些重要問題後，總是得不到直接和明確的回應。
林回憶，早在三月上旬的「諮詢會」中，由於有傳言指四月將會訂定橫琴校園的草案，他向校方詢問制定草案的時間表，卻得不到答案，結果是校方管理層在四月上旬到立法會介紹草案。現時，有官員表示澳大現址會留作教學用途，但有傳聞稱另一大學將會進駐澳大原校區，林明基也要求校方澄清，同樣得不到明確的回應。
事實上，澳門大學教學人員協會在六月進行調查，透過電子郵件向五個學院及三個學術單位的教員發送五百五十份問卷，總共收回一百三十份有效問卷。結果顯示，不到一成受訪者認為已有充足諮詢，而三分一的受訪者認為沒有被諮詢。
大學尋求事實和真理
早於三月上旬諮詢初期，林明基提議校方向大學的教職員及學生進行科學的民意調查，然而，校方只在五月設置一個自願回答的網上調查。林教授舉例評論說，「那份調查問填寫者是否支持環保校舍。大家當然答支持吧！誰會不支持呢？」
他補充說，這份問卷沒有觸及大家最關注的問題，使人覺得他們避重就輕。林教授一再強調，「澳大是一間大學，是尋求事實和真理的地方。」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和反對遷校，縱使調查結果可能不是校方想見到的，但無論如何，身為大學管理層和教授學者應該科學地求證。
憤怒學生活動一改再改
與此同時，學生自發籌辦的活動更是一波三折。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會突然取消原訂在三月五日舉行的「澳門大學遷校橫琴對澳大長遠發展影響論壇」，活動延後至校方向立法會簡介草案之後的四月十六日，並易名為「『遷校‧橫琴‧發展』意見分享會」。
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活動名稱由「長遠發展影響論壇」改為「意見分享會」。地點由人流較多、空間較開放的乒乓球室改到東亞樓九樓廣場，後因擔心天雨影響延期到四月二十一日。最終，參加者只能被四壁圍繞著，在學生中心三樓的房間內「暢所欲言」。應邀講者原由校內、校外人士組成，最後，「有得留低」的只有校內師生。
林明基事後憶述：「我當日是頗憤怒的。」在籌辦過程中，他聽到很多學生的不滿聲音，他們覺得校方不鼓勵討論，縱使校方給了一些解釋。在諮詢過程中，他不單發現討論會遇到很多阻滯，亦聽到學生說：「我們都是改變不了現實，連討論也不容許」。
不遷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
據報道，澳大橫琴校園擬採取封閉式管理，實行有效隔離，確保良好的治安，林教授認為這方式不能發揮最好的教學作用，並希望「封閉式校園不會變成封閉式教育」。他坦言不反對澳大在橫琴建設分校，不過，他多次建議，至少把一至兩個學院保留在原校區，讓其他不易受到政治影響的學院遷往橫琴，例如，科技學院等。
多年任教社會科學的林明基教授認為，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不宜遷到橫琴，應該留在原校區。他不同意將這學院的師生放在只有一個出入口的大學城內，他認為學生應生活在社會中，才能充份感受和學習。據他所知，相對於其他學院，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的反對聲音是最大的。
對於澳門大學的未來，林明基感到一份不穩定性，「問題是我們將要遷到一處租借的地方」。他說了一個比喻，一個家庭已擁有自己的房屋，有人建議把豪宅租給他們使用，有智慧的人都不會把房屋變賣，舉家遷進屬於他人的豪宅，以備在必要時退回自己一直擁有的祖屋。
林明基認為，校方不應只向好的方面想，應該居安思危，遷校還有很多不穩定因素，例如政治上的方向改變，或財政上未預見的問題，若一旦政治上吹反向風，或澳門的公共收入不再如前，營運在租借地上的新校便會成為一個問題。此外，基於歷史原因，澳大應要堅持繼續擁有原校區，因為那是澳門專上教育的發源地，是眾多校友的集體回憶，亦代表了歷任校長、教員努力的成果。
後記
縱然澳大設立橫琴校區似乎是已成定局，近來亦暫見不到校方有繼續諮詢的舉動。澳大橫琴校區計劃，還有很多議題仍未清晰，令人擔憂。作為負責任的校方，必須開放討論空間，讓大家繼續參與。
《有機報》，2009.9月號
2009年10月3日 星期六
「第四屆立法會選舉中的媒體」座談會簡報
雖然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但座談會的部份內容仍然值得與大家分享．
本次座談會意外地吸引了不少現役媒體工作者及前工作者參與討論，並有兩組參選組別的成員出席，包括第四組第一候選人吳國昌以及第六組第三候選人朱灼信．不少媒體工作者的老前輩亦有出席．
出席者普遍認為本次選舉中，主流平面媒體的偏向性很明顯．評論人之一的王曉晞收集並展示了某些報章大量集中負面報導第十五組的新聞，但在場的媒體前輩建議應該更精確地作一個媒體內容分析，客觀比較特定事件所有報章的報導，或者對每一組別的報導內容作篇幅分析．
雖然座談會參與者對本次大部分平面媒體的表現失望，幾乎完全不遵守媒體應有的專業倫理，明顯偏幫某些親政府組別，而集中攻擊反對派的組別，但在座的吳國昌認為這已經是常態，並非本次選舉才出現，本澳的媒體是賣方市場，媒體經營者不需顧及市場的需求．雖然如此，仍有參與者呼籲大家不要放棄或忽視傳統主流媒體的存在，尤其隨著越來越多受過專業教育的新人加入，應該對主流媒體的未來有所期望．不過，亦有人認為平面媒體的限制是結構性的，一方面來自政府資助的限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報業主的取向決定了媒體的取向，因此，大家應該嘗試新興媒體的可能性．
在座的參與者，包括朱灼信本人，都認為第六組在本次選舉中運用新興媒體的手法令人印象深刻．至於是否能夠對選情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則各有詮釋．朱灼信認為，他們運用新興媒體的手法是所有組別中最新和最好的，但影響力似乎沒有想像中般大，加上保守估計支持他們的文藝界人士至少有二千人未做選民登記，因此本次未能當選．現場有人指出，公民監察未能當選並非宣傳失敗，反而可說十分成功，包括主流媒體和新興媒體加總的效果，都能引起選民的注意，但真正需要決定投票時，關鍵的仍然是候選人平時做了甚麼，說過甚麼，尤其是政綱寫了這麼多，實際上以往做過甚麼，例如推動民主，文化保育等，候選人宣傳做得越好，越引起選民關心候選人以往的行動取向．
本次座談會意外地吸引了不少現役媒體工作者及前工作者參與討論，並有兩組參選組別的成員出席，包括第四組第一候選人吳國昌以及第六組第三候選人朱灼信．不少媒體工作者的老前輩亦有出席．
出席者普遍認為本次選舉中，主流平面媒體的偏向性很明顯．評論人之一的王曉晞收集並展示了某些報章大量集中負面報導第十五組的新聞，但在場的媒體前輩建議應該更精確地作一個媒體內容分析，客觀比較特定事件所有報章的報導，或者對每一組別的報導內容作篇幅分析．
雖然座談會參與者對本次大部分平面媒體的表現失望，幾乎完全不遵守媒體應有的專業倫理，明顯偏幫某些親政府組別，而集中攻擊反對派的組別，但在座的吳國昌認為這已經是常態，並非本次選舉才出現，本澳的媒體是賣方市場，媒體經營者不需顧及市場的需求．雖然如此，仍有參與者呼籲大家不要放棄或忽視傳統主流媒體的存在，尤其隨著越來越多受過專業教育的新人加入，應該對主流媒體的未來有所期望．不過，亦有人認為平面媒體的限制是結構性的，一方面來自政府資助的限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報業主的取向決定了媒體的取向，因此，大家應該嘗試新興媒體的可能性．
在座的參與者，包括朱灼信本人，都認為第六組在本次選舉中運用新興媒體的手法令人印象深刻．至於是否能夠對選情起到關鍵性的作用，則各有詮釋．朱灼信認為，他們運用新興媒體的手法是所有組別中最新和最好的，但影響力似乎沒有想像中般大，加上保守估計支持他們的文藝界人士至少有二千人未做選民登記，因此本次未能當選．現場有人指出，公民監察未能當選並非宣傳失敗，反而可說十分成功，包括主流媒體和新興媒體加總的效果，都能引起選民的注意，但真正需要決定投票時，關鍵的仍然是候選人平時做了甚麼，說過甚麼，尤其是政綱寫了這麼多，實際上以往做過甚麼，例如推動民主，文化保育等，候選人宣傳做得越好，越引起選民關心候選人以往的行動取向．
本次電子媒體的表現得到在場參與者的肯定，基本上可以做到平衡報導．
2009年10月2日 星期五
好文推介 博君一粲：《佛偈與環保》
凌 谷
2009/10/2 澳門日報 第C10版 新園地「筆成氣候」
“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引用此佛偈的不是光頭男女，不是醋溜文人，也非裝蒜教授，而是澳門環保局副局長。她在回應審計報告指前 環委會搬遷及修辦公室浪費公帑一事時，先唸了那首“詩”，希望在“依法、公開、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下讓公眾進行討論”。
雷人妙語一出，記者粲然，觀眾愕然，讀者茫然，網民譁然，筆者先是黯然，繼而豁然……想起那位問記者是為人民還是為黨說話的大陸官員，我倒覺得兩位官員真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語道破政府基本的但不便捅破的態度。
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說：“受過教育的人說的多半是大道理，而未受教育的人則習慣以常識敘說自己的觀點，得出比較明確的結論。”
這位副局長就頗明確地表明了政府在環保方面的態度：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世界本虛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環境非環境，破壞是保護，公帑非公帑，浪費促消費……
直率總算是一個優點。其實，不光是政府，很多人都持有這種“豁達”的態度，認為環保人士婆婆媽媽，拖慢經濟，阻人發達，破壞和諧，實在討厭。我還讀過一篇宏文，說地球不必我們去救，再過幾千萬年又是生猛行星一個。
談環保不如聲色犬馬來得吸引，也不似文化藝術顯得高雅，環保局的性質本該是一個極不討好的部門，但在孤陋寡聞的筆者印象中，此局相當和諧，還在記者會上創意地呼籲：少用車治污染。
該 局曾說：會以身作則，充分發揮職能，與相關部門緊密合作，為維護澳門美好環境作貢獻。我卻認為光“緊密合作”對環保部門來說是不稱職的。它更該做的是監察 諸部門和各大工程中的浪費情況，並提出減省能耗的要求及建議。說實在，政府必然是最易浪費的機構，因為成本考量這道天然屏障在那裡並不明顯。
對 於那些自以為高明的佛教虛無主義愛好者，我想溫馨提示一下，六祖的偈語表達的是他在心性上的證悟，如將之作為埋沒良知、模糊是非的藉口，是為誹佛謗祖。蓮 花生大士有云：“心當如天空般廣闊，但對因果的尊重須如麵粉粒般精細。”惠能的老祖宗阿難陀尊者也有謁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浪費，自燒功德林，且害無量眾生，是為諸惡並作；環保，能救億兆生靈，正是眾善奉行。
2009/10/2 澳門日報 第C10版 新園地「筆成氣候」
“菩 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引用此佛偈的不是光頭男女，不是醋溜文人，也非裝蒜教授，而是澳門環保局副局長。她在回應審計報告指前 環委會搬遷及修辦公室浪費公帑一事時，先唸了那首“詩”，希望在“依法、公開、公平、公正的前提之下讓公眾進行討論”。
雷人妙語一出，記者粲然，觀眾愕然，讀者茫然，網民譁然，筆者先是黯然，繼而豁然……想起那位問記者是為人民還是為黨說話的大陸官員，我倒覺得兩位官員真有異曲同工之妙——一語道破政府基本的但不便捅破的態度。
亞里士多德在《修辭學》說：“受過教育的人說的多半是大道理，而未受教育的人則習慣以常識敘說自己的觀點，得出比較明確的結論。”
這位副局長就頗明確地表明了政府在環保方面的態度：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世界本虛幻，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環境非環境，破壞是保護，公帑非公帑，浪費促消費……
直率總算是一個優點。其實，不光是政府，很多人都持有這種“豁達”的態度，認為環保人士婆婆媽媽，拖慢經濟，阻人發達，破壞和諧，實在討厭。我還讀過一篇宏文，說地球不必我們去救，再過幾千萬年又是生猛行星一個。
談環保不如聲色犬馬來得吸引，也不似文化藝術顯得高雅，環保局的性質本該是一個極不討好的部門，但在孤陋寡聞的筆者印象中，此局相當和諧，還在記者會上創意地呼籲：少用車治污染。
該 局曾說：會以身作則，充分發揮職能，與相關部門緊密合作，為維護澳門美好環境作貢獻。我卻認為光“緊密合作”對環保部門來說是不稱職的。它更該做的是監察 諸部門和各大工程中的浪費情況，並提出減省能耗的要求及建議。說實在，政府必然是最易浪費的機構，因為成本考量這道天然屏障在那裡並不明顯。
對 於那些自以為高明的佛教虛無主義愛好者，我想溫馨提示一下，六祖的偈語表達的是他在心性上的證悟，如將之作為埋沒良知、模糊是非的藉口，是為誹佛謗祖。蓮 花生大士有云：“心當如天空般廣闊，但對因果的尊重須如麵粉粒般精細。”惠能的老祖宗阿難陀尊者也有謁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浪費，自燒功德林，且害無量眾生，是為諸惡並作；環保，能救億兆生靈，正是眾善奉行。
2009年10月1日 星期四
為未來的國度而慶祝
提起「十一」，除了記得是自己的出生日子外，不知為何，總記起七十年代中在澳門渡過的某年國慶節：在街上一片五星旗旗海中，母親牽著兒時體弱多病的我，步往工聯會的工人醫療所。我一直弄不清楚，是我記憶有誤，還是工人醫療所的醫生與護士真的連國慶節也不放假，為人民服務。
我當然不會知道，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我也沒有太多印象。事後看來，那真是奇特的節慶。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跟香港的「六七暴動」相反，經此一役，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想把澳門交還中共，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從此熱鬧非常。
不過，除了五星旗海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一切似乎不變，甚至「一二三事件」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
體驗澳門的「不變」
我後來才發現，這種「不變」，解釋了許多身邊的事情，包括作為一個中小學生最關心的社區設施匱乏，再長大一點，更看到社會政策的停滯。我還記得，一直到八十年代，大部份中小學要舉行陸運會，竟然要去跑狗場，因為，當時澳門沒有一個稍為正規的運動場。我念小學時，澳門只有一個像樣的公眾泳池，叫「新花園」，以前是賭場。
不管是跑狗場陸運會還是「新花園」，都是博彩業帶給小市民的小恩小惠，殖民政府反而毫無建樹。後來我知道，澳葡政府因為葡萄牙的革命，也有想過一番作為，打算利用義務教育來推行一下葡文教育，結果本地土共組織以民族大義為由反對，許多窮等人家交了多年昂貴學費。此外，澳門殖民政府亦曾想過推動立法會普選，結果也遭北京政府及土共組織反對作罷，以致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推遲了許多年。
我就是在這樣被凍結了的殖民地裡，渡過了許多生日與國慶節。你要我愛國，我也會「憶苦思甜」，想起這些日子。
在鄧小平還沒有提及「五十年不變」之前，我已在澳門「超前地」體驗著這種「不變」。然而，澳門雖然好像不變，隔一條鴨涌河的大陸，倒是變動得厲害，以致令我還有點印象的國慶節，不是兒時生活的澳門，而是1984 年電視裡的北京：鄧小平在天安門前的長安大街在車上閱兵，還有「小平您好」的橫額。
通往外界的窗
那是開放改革開始的那幾年，剛好是我念中學的時候。當香港人還在恥笑「阿燦」的時候，對我來說，文革後的祖國倒不是老土兼愚昧，反而是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戶。在文化資源極度匱乏的澳門裡，我開始懂得看簡體字書，偶爾還會逛逛珠海的新華書店，稍為認真地看書。在書店裡，發現了許多介紹西方思潮的書籍，較深印象的是一系列叫「走向未來叢書」的白色封面小書。「走向未來」，當時可能也是我的夢想，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不單是一位身處大陸邊上殖民地下的中學生夢想，八九年之前這段日子，人稱為「文化熱」，我有幸與國內同胞共享了一次「啓蒙運動」。
六四粉碎了未來
這可能是我思想上最民族主義的日子，不過，我究竟認同一個怎樣的「中國」呢？我也說不清，也許是一個還未實現的國度。然而，我的民族主義高漲日子並不長久，許多人的「未來」被殺死。1988 年，我離開澳門，開始在香港大學的生活，第一學年還沒有結束，遇上八九民運，既是八十年代那股「熱」的頂峰，也是結束的時候。跟幾年前一樣，我沒有親身在鄧小平閱兵的長安大街上看到六月四日的坦克車，但在電視上看到了，看到那個好像很近的未來中國粉碎，散落一地。
許多人說，六四的槍聲把香港人嚇怕，其實，二十出頭的少年人，記不下多少恐懼，倒是體認到政權的暴力與黑暗。暴力與血腥在廣場，在長安大街，還散落到港澳。六四後不久，澳門的朋友告訴我，支援北京學運的區錦新（現為議員），在街頭被不明身份暴徒打傷。八九年香港的國慶酒會，傍晚時份場外下著雨，銅鑼灣擠滿了黑壓壓的示威者，喊著「沒有國慶，只有國殤」，我身在其中，不久，便傳出隊伍前頭的四五行動劉榮錦先生被捕，被警察拉到某大廈梯間打至重傷。
要怎樣形容八九之後的九十年代呢？環看身邊的朋友，我們都好像在尋找散落一地的未來，我相信，當時被形容為「屠夫」的鄧小平也一樣，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南巡講話。
我有一位懷著商業救國之心的同學，畢業後到了一家售賣發電機的香港公司上班，生意好到不得了，因為南巡後的廣東工廠更鼓吹幹勁生產與出口，但電力供應趕不上，每家工廠也要買一兩台發電機。不過，做發電機生意之餘，他也見識了廣東的燈紅酒綠貪污腐敗，也許他人太老實，太清教徒了，做了不久後便離職了。他告訴我，回香港做股票買賣還比較實在簡單。
香港親北京人士經常說，不少香港人總是只看到祖國的「不好」，甚至不斷放大，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好」，這也不是全無道理的。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東莞工廠大火，燒死了八十多人，引起我對中國農民工注意，我開始在廣東以至其他省份的山區，做我的田野研究，讓我對未來中國有更深切的體會。
我記得，有一年國慶節在東莞某小鎮，大部份民工都要上班，國慶好像跟他們無關。可幸，工廠老闆還有點「愛國心」，國慶日晚不用加班，附近工廠的民工沒有甚麼娛樂，都湧到一家非常殘破的戲院，座位不足，門票超賣，大部份工人站著或席地而坐。我還記得電影院放映的是徐克導演的《黃飛鴻》，難得國慶日有空看電影的民工，是否看得懂徐克電影中的民族主義呢？
身邊的香港朋友對國慶沒有多少熱情，但對於尋找不一樣的中國卻勁頭十足。有些朋友到山區教書，甚至有機耕作，有些人搞生意，有些人搞NGO，還包括許多近年被談及的北上文化人。他們做的事情是好是壞，我也無從判斷，不過，他們這樣做早已是有跡可尋，自然不過的事。
走向復興路？
隨著回歸，北京政府以至後來成立的特區政府，努力地販賣另一個中國，不管是「大國崛起」，還是「復興之路」。我不能否認，中國的經濟的確高速增長，體育與航天亦有諸多成就，但總覺得不是味兒。不是我天生反骨反中兼反共，才分享不到奧運的夢想，而是個人感情上，我還是停留在八十年代那個窮中國，一個讓每一個人也感到（或誤以為）可以引領未來的年代，還有許多未可知與未實現的中國。相反，現在一切官方宣傳，聽起來只覺乏味，好像是重複早已被告知的答案。而更令人納悶的是，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政權，也許對自己心目中的中國信心日大，對其他未可知的中國懷有的敵意更高；二十年前，劉曉波說話寫文章不會坐牢，今天竟然成階下囚。
奇特的過去祝福未來
今年國慶，又會有許多人示威，學聯據說也會辦論壇，質問為何要慶祝國慶，惹怒北京政府與在港親北京人士。大概這些親近北京的人總忘記了一點，許多人跟我一樣，跟中國關係的起點，是一個奇特的晚期殖民華人城市，除非人的過去真的可以徹底清洗，否則我們註定也只能帶著奇特的過去，循著與官方不一樣的軌跡，各自追尋未可知的中國，為未來而慶祝。
刊於《明報》，世紀，2009.10.1
我當然不會知道，文革末期的中國大陸人民如何過國慶節，就連澳門當時是如何，我也沒有太多印象。事後看來，那真是奇特的節慶。1966 年，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跟香港的「六七暴動」相反，經此一役，葡澳殖民政府面目無光，想把澳門交還中共，親國民黨組織幾乎要挾著尾巴逃走，北京政府卻暫時拒收澳門，但親北京組織全面控制了澳門的民間社會。十一國慶節當然成為公眾假期，從此熱鬧非常。
不過，除了五星旗海之外，在澳門生活的那段日子，我仍然感受到這個小城的殖民氣息。原因不單因為北京政府不想立即收回澳門，而是這個社會的變化實在太少。除了有權勢的葡萄牙人不再敢對草根華人太粗暴，以及可以大肆慶祝十一國慶外，一切似乎不變，甚至「一二三事件」的勝利者也拒絕變化，這種情勢想起來也實在不可思議。
體驗澳門的「不變」
我後來才發現，這種「不變」，解釋了許多身邊的事情，包括作為一個中小學生最關心的社區設施匱乏，再長大一點，更看到社會政策的停滯。我還記得，一直到八十年代，大部份中小學要舉行陸運會，竟然要去跑狗場，因為，當時澳門沒有一個稍為正規的運動場。我念小學時，澳門只有一個像樣的公眾泳池，叫「新花園」，以前是賭場。
不管是跑狗場陸運會還是「新花園」，都是博彩業帶給小市民的小恩小惠，殖民政府反而毫無建樹。後來我知道，澳葡政府因為葡萄牙的革命，也有想過一番作為，打算利用義務教育來推行一下葡文教育，結果本地土共組織以民族大義為由反對，許多窮等人家交了多年昂貴學費。此外，澳門殖民政府亦曾想過推動立法會普選，結果也遭北京政府及土共組織反對作罷，以致循序漸進發展民主推遲了許多年。
我就是在這樣被凍結了的殖民地裡，渡過了許多生日與國慶節。你要我愛國，我也會「憶苦思甜」，想起這些日子。
在鄧小平還沒有提及「五十年不變」之前，我已在澳門「超前地」體驗著這種「不變」。然而，澳門雖然好像不變，隔一條鴨涌河的大陸，倒是變動得厲害，以致令我還有點印象的國慶節，不是兒時生活的澳門，而是1984 年電視裡的北京：鄧小平在天安門前的長安大街在車上閱兵，還有「小平您好」的橫額。
通往外界的窗
那是開放改革開始的那幾年，剛好是我念中學的時候。當香港人還在恥笑「阿燦」的時候，對我來說，文革後的祖國倒不是老土兼愚昧，反而是一扇通往外界的窗戶。在文化資源極度匱乏的澳門裡，我開始懂得看簡體字書，偶爾還會逛逛珠海的新華書店，稍為認真地看書。在書店裡，發現了許多介紹西方思潮的書籍，較深印象的是一系列叫「走向未來叢書」的白色封面小書。「走向未來」，當時可能也是我的夢想，多年後，我才知道這不單是一位身處大陸邊上殖民地下的中學生夢想，八九年之前這段日子，人稱為「文化熱」，我有幸與國內同胞共享了一次「啓蒙運動」。
六四粉碎了未來
這可能是我思想上最民族主義的日子，不過，我究竟認同一個怎樣的「中國」呢？我也說不清，也許是一個還未實現的國度。然而，我的民族主義高漲日子並不長久，許多人的「未來」被殺死。1988 年，我離開澳門，開始在香港大學的生活，第一學年還沒有結束，遇上八九民運，既是八十年代那股「熱」的頂峰，也是結束的時候。跟幾年前一樣，我沒有親身在鄧小平閱兵的長安大街上看到六月四日的坦克車，但在電視上看到了，看到那個好像很近的未來中國粉碎，散落一地。
許多人說，六四的槍聲把香港人嚇怕，其實，二十出頭的少年人，記不下多少恐懼，倒是體認到政權的暴力與黑暗。暴力與血腥在廣場，在長安大街，還散落到港澳。六四後不久，澳門的朋友告訴我，支援北京學運的區錦新（現為議員），在街頭被不明身份暴徒打傷。八九年香港的國慶酒會，傍晚時份場外下著雨，銅鑼灣擠滿了黑壓壓的示威者，喊著「沒有國慶，只有國殤」，我身在其中，不久，便傳出隊伍前頭的四五行動劉榮錦先生被捕，被警察拉到某大廈梯間打至重傷。
要怎樣形容八九之後的九十年代呢？環看身邊的朋友，我們都好像在尋找散落一地的未來，我相信，當時被形容為「屠夫」的鄧小平也一樣，所以才會有後來的南巡講話。
我有一位懷著商業救國之心的同學，畢業後到了一家售賣發電機的香港公司上班，生意好到不得了，因為南巡後的廣東工廠更鼓吹幹勁生產與出口，但電力供應趕不上，每家工廠也要買一兩台發電機。不過，做發電機生意之餘，他也見識了廣東的燈紅酒綠貪污腐敗，也許他人太老實，太清教徒了，做了不久後便離職了。他告訴我，回香港做股票買賣還比較實在簡單。
香港親北京人士經常說，不少香港人總是只看到祖國的「不好」，甚至不斷放大，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好」，這也不是全無道理的。九十年代初的一次東莞工廠大火，燒死了八十多人，引起我對中國農民工注意，我開始在廣東以至其他省份的山區，做我的田野研究，讓我對未來中國有更深切的體會。
我記得，有一年國慶節在東莞某小鎮，大部份民工都要上班，國慶好像跟他們無關。可幸，工廠老闆還有點「愛國心」，國慶日晚不用加班，附近工廠的民工沒有甚麼娛樂，都湧到一家非常殘破的戲院，座位不足，門票超賣，大部份工人站著或席地而坐。我還記得電影院放映的是徐克導演的《黃飛鴻》，難得國慶日有空看電影的民工，是否看得懂徐克電影中的民族主義呢？
身邊的香港朋友對國慶沒有多少熱情，但對於尋找不一樣的中國卻勁頭十足。有些朋友到山區教書，甚至有機耕作，有些人搞生意，有些人搞NGO，還包括許多近年被談及的北上文化人。他們做的事情是好是壞，我也無從判斷，不過，他們這樣做早已是有跡可尋，自然不過的事。
走向復興路？
隨著回歸，北京政府以至後來成立的特區政府，努力地販賣另一個中國，不管是「大國崛起」，還是「復興之路」。我不能否認，中國的經濟的確高速增長，體育與航天亦有諸多成就，但總覺得不是味兒。不是我天生反骨反中兼反共，才分享不到奧運的夢想，而是個人感情上，我還是停留在八十年代那個窮中國，一個讓每一個人也感到（或誤以為）可以引領未來的年代，還有許多未可知與未實現的中國。相反，現在一切官方宣傳，聽起來只覺乏味，好像是重複早已被告知的答案。而更令人納悶的是，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國政權，也許對自己心目中的中國信心日大，對其他未可知的中國懷有的敵意更高；二十年前，劉曉波說話寫文章不會坐牢，今天竟然成階下囚。
奇特的過去祝福未來
今年國慶，又會有許多人示威，學聯據說也會辦論壇，質問為何要慶祝國慶，惹怒北京政府與在港親北京人士。大概這些親近北京的人總忘記了一點，許多人跟我一樣，跟中國關係的起點，是一個奇特的晚期殖民華人城市，除非人的過去真的可以徹底清洗，否則我們註定也只能帶著奇特的過去，循著與官方不一樣的軌跡，各自追尋未可知的中國，為未來而慶祝。
刊於《明報》，世紀，2009.10.1
2009年9月24日 星期四
立法會選舉分析：一夜回到歐案前？
立法會選舉已經結束投票。根據星期一清晨的初步結果，傳統陣營之一的「同心」爆冷，取代了上屆的「民主新澳門」，即現在的「民主昌澳門」，以及在選前被不少人看好的「民聯協進會」成為票王。這結果亦於星期二晚上經過覆核而得到確認。
本人在六月十九日的《為網民申辯 為選舉預警》一文中對是次選舉曾經作出一些預測，尚倖的是，在選舉程式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僅限於廢票的重新定義問題。但這種卻是開了很壞的先例。首先，何謂清晰表達訴求？若以米檢察官的定義，簽名或者用筆打鉤，也可以是清晰的表達訴求，但這明顯是廢票。又例如，如果有人刻意投廢票，按照選管會的政綱概要的指示，在選票上不正確的位置上列印，在投票保密的原則下，選民以外的其他人能為他決定意願嗎？也有網民提出，米檢察官忽略了嚴格定義對打擊賄選的作用（原文謹抄錄如下）：
「如果將來有不法之徒加以利用，便可操控受賄者分成小組，分別在指定位置蓋章（如在組別名第ｘ個中文字的上方蓋章）便可大概掌握受賄者的投票意向，並在事後對『叛變』小組集體追究。這正是今屆採用『一區一站』式投票取代以往分站式的原因。更何況，按米主席口中的原則，就像我上述所說的，在選票上書寫也不能算是廢票了，那麼賄選者大可以要求受賄者在票上簽名『作實』了。」
但在選舉暴力方面，本人的預言部份地成立了。今屆選舉出現了持續時間和規模罕見的抹黑行動。其中城中最大報以選擇性報導網民批評區錦新的言論，蓋過後者在記者會上言論，卒以選管會發出文件收場。該報往後雖然一如既往，少報導兩組民主派的消息，但相比起某報系及另一小報而言，已屬小巫見大巫。除了頭版報導以外，當中有報紙甚至以「讀者來論」形式追打區組別，更忽然「回到過去」，免費派報優惠居民。市民以至媒體對公眾人物固然有批評的權利，但去到司法保密的時候，已經感覺到「有人太超過了」。這種攻擊到了星期五，甚至冷靜期仍未停止，而內容亦變得滑稽（例如指一位信仰虔誠的天主教候選人為同性戀者）。
對於選舉結果，本人的結論是：「一夜回到歐案前」。建制派雖然失去一席，而陳偉智亦順利當選，但這些事早應該在四年前發生，只是當年由於種種因素未有實現。歐案所帶來了的，對政府施政以及建制派的不滿，似乎已經被五千元、六千元，以及近期大量政策出臺而被抵銷了，而且建制派以及大部份商界組別的得票更有所上升，即使是失去一席的「群力」亦然。另一方面，雖然「公民監察」未能當選，而且與其前身「澳門新青年」比較，票數增長不多，以大量目標選民尚未登記的情形看，其潛力卻是不可小窺的。
公民提出新的論述（例如動物權益），自製手工藝品籌募競選經費（但搞餐會絕非公民首創），又開派對當宣傳，的確符合了中產以及年輕人的口味；而公民主張的「愛國愛澳與民主兼得」，又可能吸引到一些覺得新澳門學社的民主路線太辛苦的人。但亦有人對公民候選人過去的一些言行提出質疑：例如在學生自發舉行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研討會被取消一事上，在陳民敏被拒入境事件上，他們做過了什麼事？公民的政綱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只提增加資助透明度而忽略發掘民間的能量，在澳門的社會環境下，又如何保持文藝作品應有的批判性？
相對地，雖然新澳門學社議席增加了，但始終在議會中是少數（《蘋果日報》星期一報導指三位議員可以有更大提案權，在《立法會議事規則》中並不存在），在未來四年更容易被人指責為「無用的老油條」。面對未來的挑戰，新澳門學社應注意發展自身組織以及其他較為「軟性」的組織（例如青年、專業等領域），學社的年輕人也必須意識到青黃不接的危機並不遙遠，加快接班的速度。
本人在六月十九日的《為網民申辯 為選舉預警》一文中對是次選舉曾經作出一些預測，尚倖的是，在選舉程式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僅限於廢票的重新定義問題。但這種卻是開了很壞的先例。首先，何謂清晰表達訴求？若以米檢察官的定義，簽名或者用筆打鉤，也可以是清晰的表達訴求，但這明顯是廢票。又例如，如果有人刻意投廢票，按照選管會的政綱概要的指示，在選票上不正確的位置上列印，在投票保密的原則下，選民以外的其他人能為他決定意願嗎？也有網民提出，米檢察官忽略了嚴格定義對打擊賄選的作用（原文謹抄錄如下）：
「如果將來有不法之徒加以利用，便可操控受賄者分成小組，分別在指定位置蓋章（如在組別名第ｘ個中文字的上方蓋章）便可大概掌握受賄者的投票意向，並在事後對『叛變』小組集體追究。這正是今屆採用『一區一站』式投票取代以往分站式的原因。更何況，按米主席口中的原則，就像我上述所說的，在選票上書寫也不能算是廢票了，那麼賄選者大可以要求受賄者在票上簽名『作實』了。」
但在選舉暴力方面，本人的預言部份地成立了。今屆選舉出現了持續時間和規模罕見的抹黑行動。其中城中最大報以選擇性報導網民批評區錦新的言論，蓋過後者在記者會上言論，卒以選管會發出文件收場。該報往後雖然一如既往，少報導兩組民主派的消息，但相比起某報系及另一小報而言，已屬小巫見大巫。除了頭版報導以外，當中有報紙甚至以「讀者來論」形式追打區組別，更忽然「回到過去」，免費派報優惠居民。市民以至媒體對公眾人物固然有批評的權利，但去到司法保密的時候，已經感覺到「有人太超過了」。這種攻擊到了星期五，甚至冷靜期仍未停止，而內容亦變得滑稽（例如指一位信仰虔誠的天主教候選人為同性戀者）。
對於選舉結果，本人的結論是：「一夜回到歐案前」。建制派雖然失去一席，而陳偉智亦順利當選，但這些事早應該在四年前發生，只是當年由於種種因素未有實現。歐案所帶來了的，對政府施政以及建制派的不滿，似乎已經被五千元、六千元，以及近期大量政策出臺而被抵銷了，而且建制派以及大部份商界組別的得票更有所上升，即使是失去一席的「群力」亦然。另一方面，雖然「公民監察」未能當選，而且與其前身「澳門新青年」比較，票數增長不多，以大量目標選民尚未登記的情形看，其潛力卻是不可小窺的。
公民提出新的論述（例如動物權益），自製手工藝品籌募競選經費（但搞餐會絕非公民首創），又開派對當宣傳，的確符合了中產以及年輕人的口味；而公民主張的「愛國愛澳與民主兼得」，又可能吸引到一些覺得新澳門學社的民主路線太辛苦的人。但亦有人對公民候選人過去的一些言行提出質疑：例如在學生自發舉行的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研討會被取消一事上，在陳民敏被拒入境事件上，他們做過了什麼事？公民的政綱在文化藝術發展方面，只提增加資助透明度而忽略發掘民間的能量，在澳門的社會環境下，又如何保持文藝作品應有的批判性？
相對地，雖然新澳門學社議席增加了，但始終在議會中是少數（《蘋果日報》星期一報導指三位議員可以有更大提案權，在《立法會議事規則》中並不存在），在未來四年更容易被人指責為「無用的老油條」。面對未來的挑戰，新澳門學社應注意發展自身組織以及其他較為「軟性」的組織（例如青年、專業等領域），學社的年輕人也必須意識到青黃不接的危機並不遙遠，加快接班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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