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電影界的朋友公開呼籲社會培育產業發展。作為對澳門文化發展的信任（我看過他們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而不落俗套）以及對產業多元化的期許，當然是全心支持。是次赴韓，主要是參觀當地的文化遺產。雖然由於種種因素我們無法親身觀察韓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但經過事前事後的閱讀，倒得出了一些成功的原因。首先我們看看韓國文化產業興旺的原因，提出一點觀察，希望可以啟迪澳門正在發展的文化產業。
首先當然要談談韓國藝人對傳統的創新。在韓國有一位名叫金德洙的藝人，原來是在室外表演農樂（就像以前廣告中那些穿著傳統服飾，搖頭跳舞的男子）。後來由於政府的禁制，他改變了表演策略，成為今天的「四物農樂」，並融合其他元素，在韓國傳統表演中佔有一席。時至今天，他甚至已經開發出加上立體影片形成的4D節目《枯木開花》。如果韓國農樂這種原屬鄉郊的粗鄙之物，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與時俱進又能不失精神，那麼我們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地水南音、道教科儀音樂的繼承亦非毫無希望。
相對於對日本文化的研究，華文社會對更接近中國、傳統上與中國關係更密切的朝鮮半島（中國直到清末仍然是朝鮮的宗主國）的研究卻十分稀少。關於韓國流行文化興起比較專業的分析，匆匆在網上倒找到兩篇，其中一篇是一位台灣學者以韓國模仿日本文化的輸出經驗為基礎，另一篇訪問了北京政府首任駐韓大使。他認為韓國流行文化的人情味，以及當中的傳統文化價值是為其成功的因素。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韓流興起的時代背景。首先當然是韓國的產業升級的需要。韓國曾經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可是是美國支持以及朴正熙的領導下，發展出早年的「漢江奇蹟」，可謂為韓國文化發展帶來物質基礎，這狀況持續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一方面，由於韓國的文化傳統沒有像北韓受到破壞，另一方面，韓國出於民族情感，特別是對日本侵略的仇恨，對韓國文化財產的保護非常關心，就為韓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這一點在旅程中，特別在韓國人對城池、佛寺和宮殿等古建築修繕的用心中，即可知一二。
但本人要提出的另一個被忽略（隱瞞？）重點，就是韓國的民主化。雖然不是所有作品都必須要諷刺時弊，而且在全斗煥年代韓國青年起用傳統的面具演諷刺劇，但在威權時代，你能夠以人性角度描繪意識形態的敵人嗎？「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縱然千般不是，但言論自由卻是我們必須珍惜的。一年前澳門通過了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文化界當時是什麼樣的態度（同樣，對於近期右翼的李明博政府對韓國獨立媒體機構的打壓，我們必須予以譴責）？在文化界要發展自己的時候，必須反省自己怎樣盡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我們可以有人主攻主流市場，但不能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探索。香港近期雖然因為《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取得佳績而興奮，但帶來的更多是對香港電影市場（以至曾蔭權也與麥兜同場賀年）因為北望神州而失去活力之嘆。反觀內地，雖然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打壓，文化界以至社會各界卻越來越敢於發聲，例如北京藝術家在八九民運事隔二十年後，再一次在長安大街之上示威。「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旨哉斯言！
訊報
2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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