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五日 元宵節
天氣 烏雲密佈
今年大年初一剛好是西方情人節，家人的壓力在傳統倫理與商業包裝的夾擊下可謂史無前例。我何嘗不想找一個伴呢？可我身為教友，自然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不過現在人們「談談情」以後已經不再「跳跳舞」，而是一下子跳上床「性性愛」。而我又不是十點後才出動夜酺的那些人！像大陸那樣出租女友嗎？雖然可以騙到家人一時快樂，但就算真是日久生情，畢竟還是以金錢為基礎的。
其實，現在青年的煩惱還真的挺多的。上面談到結婚的問題，談到結婚必然要談住屋和就業的問題。近年不少低學歷的年輕人固然由於博彩業的開放而得到較好的薪水，但其他行業的薪水並沒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住房價格在外來資金，加上政府土地政策出現問題，導致房地產市場向豪宅方向傾斜。很多人為了獨立生活，又不會反省當前現象的起因，以為 「存在就是合理」，在四厘補貼等托市策略下接貨，先不論經濟周期的必然再臨對年輕人供樓能力的影響，這種「為樓死為樓亡」 的生活形態本就是以新一代的生活質素作代價的。當然有人會提出廿四小時通關，又或者因為一時無法找到工作就鼓吹北上工作，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這種把人與生長的土地撕裂的做法，不就又要在年輕人中製造等級，使之互相仇視、疏離，易於統治？
再說媒體觀感吧。現在媒體報導年輕人要麼就是我們很暴風，很易成癮、學壞，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慾，又欠缺競爭力。事實上，澳門年輕人有成就的也不少。看看我們在體育比賽、職業技能比賽的成績！當然，大多數年輕人的情況更是默默無聞了。政府在青年問題的研究其實也花了不少心力，但由於一些原因，研究人員的心機卻是白費了。例如根據政府的青年指標，青年的定義是十三至二十九歲。但某些部門在提供數據時候，沒有留意到這一點，又不願意提供彈性，把相關組別的資料獨立出來，影響了研究的使用價值。另外，為政府從事指標數據收集工作的團體，又有沒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在學校進行抽樣調查與在街頭進行的抽樣調查，兩者可以導致很不同的結果，而決策者如果不注意，制訂的政策必然會出現錯誤，影響成效。
回到青年問題方面，當青年出現問題，為媒體所披露的時候，社會上就會有那些社工、教育界，青年社團，以至政治人物提供建議。但很多時候都有失焦的可能，例如針對年輕人性侵犯的案件，他們可能說要加強性教育，誰不知年輕人真正需要的是道德價值的培養。而這些評論很多時是回應輿論訴求、針對突發事件而發，不一定有真憑實據。如 果以重藥治小病，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就算有了好的政策，例如是校園社區化，在欠缺跟進的情況下，校方會因校園安全，乃至突發事件欠缺專業人員處理而放棄，變成了葉公好龍。又或者戒毒，目前澳門既沒有獎勵亦沒有像台灣那樣強制戒毒。戒毒人員很容易又會沉淪毒海。
最後到誰來決策的問題。看了一下青年委員會的名單，或許只是比香港「中年決定青年事務委員會」更「成熟」而已。除了六名官方委員，還有十三名社團代表，以及九名個人委員。在出生年份可考的名委員中，最少兩名是「四十後」，五名是「五十後」，八名是「六十後」（見附表），更可見到那些非官守的公職據位人至少在機制上對公眾欠缺應有的透明度。就社會成份分析，除了官員、社團人士外，就只有一位是學者。那位「代表」學生社團的代表，很明顯已經不屬學生年代的。雖然說「革命的人心態年輕」，但我們都不能不認老：有些轉變是上一代難以體會的。他能夠把這些聲音帶到政治官員耳中嗎？況且，這些人多數都是建制中人（一位立法議員、五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又何需改變？何需切身處地為年輕人著想？站在他們的頭上，想著「江山永享，壽與天齊」，豈不方便！
四十後：
梁官漢、鍾志堅
五十後：
張裕、孫家雄、梁少培、何桂鈴、潘志明
六十後：
蘇朝暉、葉炳權、黃有力、何絲雅、何潤生、高展明、陳明旭、藍中港
未詳：
莫志偉、黃珮琳、張德勝、袁小菱、黃永曦、洪漢銘、關淑鈴、李國豪、郭林、老柏生、霍麗斯、楊祖羅、關志輝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韓流·歲月神偷·長安街——澳門文化界的兩條路（節錄）
最近有電影界的朋友公開呼籲社會培育產業發展。作為對澳門文化發展的信任（我看過他們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而不落俗套）以及對產業多元化的期許，當然是全心支持。是次赴韓，主要是參觀當地的文化遺產。雖然由於種種因素我們無法親身觀察韓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但經過事前事後的閱讀，倒得出了一些成功的原因。首先我們看看韓國文化產業興旺的原因，提出一點觀察，希望可以啟迪澳門正在發展的文化產業。
首先當然要談談韓國藝人對傳統的創新。在韓國有一位名叫金德洙的藝人，原來是在室外表演農樂（就像以前廣告中那些穿著傳統服飾，搖頭跳舞的男子）。後來由於政府的禁制，他改變了表演策略，成為今天的「四物農樂」，並融合其他元素，在韓國傳統表演中佔有一席。時至今天，他甚至已經開發出加上立體影片形成的4D節目《枯木開花》。如果韓國農樂這種原屬鄉郊的粗鄙之物，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與時俱進又能不失精神，那麼我們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地水南音、道教科儀音樂的繼承亦非毫無希望。
相對於對日本文化的研究，華文社會對更接近中國、傳統上與中國關係更密切的朝鮮半島（中國直到清末仍然是朝鮮的宗主國）的研究卻十分稀少。關於韓國流行文化興起比較專業的分析，匆匆在網上倒找到兩篇，其中一篇是一位台灣學者以韓國模仿日本文化的輸出經驗為基礎，另一篇訪問了北京政府首任駐韓大使。他認為韓國流行文化的人情味，以及當中的傳統文化價值是為其成功的因素。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韓流興起的時代背景。首先當然是韓國的產業升級的需要。韓國曾經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可是是美國支持以及朴正熙的領導下，發展出早年的「漢江奇蹟」，可謂為韓國文化發展帶來物質基礎，這狀況持續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一方面，由於韓國的文化傳統沒有像北韓受到破壞，另一方面，韓國出於民族情感，特別是對日本侵略的仇恨，對韓國文化財產的保護非常關心，就為韓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這一點在旅程中，特別在韓國人對城池、佛寺和宮殿等古建築修繕的用心中，即可知一二。
但本人要提出的另一個被忽略（隱瞞？）重點，就是韓國的民主化。雖然不是所有作品都必須要諷刺時弊，而且在全斗煥年代韓國青年起用傳統的面具演諷刺劇，但在威權時代，你能夠以人性角度描繪意識形態的敵人嗎？「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縱然千般不是，但言論自由卻是我們必須珍惜的。一年前澳門通過了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文化界當時是什麼樣的態度（同樣，對於近期右翼的李明博政府對韓國獨立媒體機構的打壓，我們必須予以譴責）？在文化界要發展自己的時候，必須反省自己怎樣盡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我們可以有人主攻主流市場，但不能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探索。香港近期雖然因為《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取得佳績而興奮，但帶來的更多是對香港電影市場（以至曾蔭權也與麥兜同場賀年）因為北望神州而失去活力之嘆。反觀內地，雖然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打壓，文化界以至社會各界卻越來越敢於發聲，例如北京藝術家在八九民運事隔二十年後，再一次在長安大街之上示威。「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旨哉斯言！
訊報
2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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