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行過烽火大地-張翠容帶你走過鮮為人知的中東和拉丁美洲

http://www.iacm.gov.mo/c/act/detail.aspx?p1=museum&key=87905175-9042-402b-8c19-4573ed4ddf75

日期:2010年4月17日
時間:14:00~16:00
地點 : 氹仔嘉模會堂
演講語言:粵語
演講嘉賓:張翠容女士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兩岸三地著名的戰地女記者,於報章專欄發表過多篇報道文學,曾多次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巴拿馬、古巴等國家採訪,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戰地女記者。

張翠容女士,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被南方朔先生形容為華人世界第一個、而且是唯一的國際型第一線記者,憑着信念走訪了一個個烽火漫天的國家,希望藉着鏡頭和紙筆,告訴世界一些被遺棄的人和事。誠如其在著作中所說:“世界哪裏有事,她就背起那個與她身高相仿的行囊出發。”

春暖花開說環保(26/3,訊報)

上文見報翌日,北京即遇上沙塵暴,不但另外波及華北、華東、西南十二個省市區,以及日本和朝鮮半島,至星期一卻也吹襲包括港澳、福建和台灣的南方地區。本來寫文章老貓燒鬚是十分尷尬的事,可是又正正承接環保的議題而行。敝人嘗試以近期另外兩宗值得關注的環保事件,包括鯊魚、北方藍鰭吞拿魚和北極熊禁運被否決,以及西南大旱,說明我的環保觀。

環境問題及其人為因素

  年初,澳門的氣溫曾跌至攝氏五度的時候,有懷疑全球暖化的朋友就以此為證據批評我,說地球仍然可以這樣冷,足以否定暖化的說法。可是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的:首先,就算現在只有五度,與十多年前我們仍有三四度的日子相比,現在是否暖了?我們以往的夏天,很少有超過三十三度以上的時候,現在是越來越多了,相反秋天明顯地是短促了。另一方面,正如專家所言,極端天氣是更頻密了,例如近半個月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氣溫在一兩天從二十五度下降至十五度甚至更低。水旱分佈也越來越戲劇化。近期香港出現沙塵暴,就有專家解釋,全球暖化加速了水循環,天氣會因此更為極端。

  有人會認為,大自然當中有自己的循環,人類不可干預。但工業化活動對我們,以至這個星球,確實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人類對石化燃料、木材,以至肉食的需要增加,開墾森林,而造成失態失衡,當中的責任是無法迴避的。

  近期西南大旱的成因,流行著兩種理論,其一是所謂中國南北地區的旱澇(洪水)循環。過去三十年中國北方偏向少雨,而南方偏向多雨。從現在起相反的現象會分別在南方和北方出現。另外,印尼公司在西南地區大量摧毀原生森林更改植有經濟價值但大量吸水的作物,例如造紙用的桉樹,抽走了大量的地下水。就算第二種並非主因,它也可能讓本來問題更加惡化。無論是哪一種理論成立,表面上當局都需要負責:假設當局知道這情形,為什麼我們不好好準備?如果他們知道毀林開墾的後果,又為什麼不阻止?關鍵在於這三十年,剛好是中國大力發展經濟,即進行初級資本累積的時期。當時中國以其自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來吸收外匯。可是,如果我們|作為先進國家當中後來者的中國|瞭解到發展出現的問題,而又不能吸取教訓,切實作出改善,我們的國際地位會受到影響。我們常常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霸佔了大部份的資源和技術,而如果我們有法子又不用,為全球樹立榜樣,這不但會給人口實,說中國發展了還是舊路子,而且以中國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發展差距,實際會讓資源加速耗盡。

生態保育與文化傳承

  一些朋友問,究竟環境保護應該是以人的利益為導向,還是以生態本身為導向?這是保育領域中一個重大的分歧。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華盛頓公約會議,人類的經濟利益明顯地佔了上風。而在禁運鯊魚和吞拿魚的議題上,中國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環境新殺手的角色。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是富裕了。但我們享受大自然給我們的財富,又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呢?

  我們先討論吞拿魚。早期這種魚類並不是什麼像現在那麼讓人趨之若鶩的,它的肉在歐美只是寵物的糧食。近年日本菜成為了歐美的時尚,吞拿魚自然升價百倍。雖然吞拿魚的危機歐美也要負責責任,但當科學數據指出吞拿魚種群的危機(可參看電影《魚不該絕》The End of the Line,2009),美國也提出補救措施,包括要實施禁運的時候,日本卻以文化為理由拒絕之。事實上,如果連物種都消失了,一切附生於其上的文化都必然消失。再說魚翅,中國人吃魚翅的文化也不過是始於下西洋的鄭和,而鯊魚消失了,或者是說,任何一種物種的消失,都會讓生態產生變化。過份捕撈已經讓日本海面出現大量的越前水母,而水母的毒性會足以殺死任何動物,事情正讓海洋走進惡性循環。而漁業衰竭不但影響就業,而且更危害依靠海產作為營養來源的人們。相對的,有人批評西方人不應干涉東方人吃貓狗肉,似乎比較有道理,畢竟貓、狗數量還是很多。只要不是以觀賞品種食用即可。

  又有人批評現在對於動物保護的措施太過火,說連人的生活都顧不上,為什麼要把動物的地位看得比人重要?他甚至認為虐畜不應被視為犯罪。從信仰的角度而言,如果我們不給貧窮人基本的生活而轉給動物的話,確實是不公義的,也正正反映資產階級的無聊和無恥。我個人秉持是一種「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觀念,即開發亦應考量受影響地區居民的各種權利,包括平等的生活品質權利和參與權。但我卻不能贊成虐畜不是犯罪。很多犯事的人早期的跡象包括了對動物的不仁。從宗教角度而言,印度教、佛教等固然在原則上反對殺害動物,就算是亞伯拉罕諸教其實亦強調對生命的尊重,例如猶太人和穆斯林對宰殺食用動物都有一定規則,包括宰牲時應一刀割斷氣管,以減輕痛苦。

環保與和平

  剛才談及的環境正義,也可見於國際關係之中。有人說過:「二十世紀是為石油而戰,到了廿一世紀人們將為水而戰。」在現實中的確出現了這樣的徵兆。早在一九四七年在瓜分巴勒斯坦的計劃中,猶太國已經取得了約旦河上游的淡水資源。一九六七年更進一步佔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控制了中東地區珍貴的水源。時至今日,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時候,那些猶太人定居點很多都是處於雨量較多的山區。近期的西南大旱,固然讓西南人民受苦。就是逃離家鄉進了大城市求生,糧食失收也已經影響了糧價,與資金水浸共同形成了通貨膨脹的因素。而中國西南地區剛好又是亞洲的「水塔」。上游受旱,下游亦已受影響。泰國東北部已傳出旱情,而那裡正正是近期「紅衫軍」的來源地之一。當年他信大力投資吸引很多人支持他。而這時候他信又以柬埔寨作活動基地,而泰柬關係近年欠佳。旱情會否影響當地政局,甚至成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

  我們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環境議題需要大家關心。星期六晚上,世界各地都會舉行「地球一小時」活動。你會與我一起關上燈,在同一天空下,抬起頭來,一起欣賞難得的星空嗎?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八十後單身日記(澳門觀察報,28/2)

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五日 元宵節 
天氣 烏雲密佈

今年大年初一剛好是西方情人節,家人的壓力在傳統倫理與商業包裝的夾擊下可謂史無前例。我何嘗不想找一個伴呢?可我身為教友,自然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不過現在人們「談談情」以後已經不再「跳跳舞」,而是一下子跳上床「性性愛」。而我又不是十點後才出動夜酺的那些人!像大陸那樣出租女友嗎?雖然可以騙到家人一時快樂,但就算真是日久生情,畢竟還是以金錢為基礎的。

其實,現在青年的煩惱還真的挺多的。上面談到結婚的問題,談到結婚必然要談住屋和就業的問題。近年不少低學歷的年輕人固然由於博彩業的開放而得到較好的薪水,但其他行業的薪水並沒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住房價格在外來資金,加上政府土地政策出現問題,導致房地產市場向豪宅方向傾斜。很多人為了獨立生活,又不會反省當前現象的起因,以為 「存在就是合理」,在四厘補貼等托市策略下接貨,先不論經濟周期的必然再臨對年輕人供樓能力的影響,這種「為樓死為樓亡」 的生活形態本就是以新一代的生活質素作代價的。當然有人會提出廿四小時通關,又或者因為一時無法找到工作就鼓吹北上工作,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這種把人與生長的土地撕裂的做法,不就又要在年輕人中製造等級,使之互相仇視、疏離,易於統治?

再說媒體觀感吧。現在媒體報導年輕人要麼就是我們很暴風,很易成癮、學壞,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慾,又欠缺競爭力。事實上,澳門年輕人有成就的也不少。看看我們在體育比賽、職業技能比賽的成績!當然,大多數年輕人的情況更是默默無聞了。政府在青年問題的研究其實也花了不少心力,但由於一些原因,研究人員的心機卻是白費了。例如根據政府的青年指標,青年的定義是十三至二十九歲。但某些部門在提供數據時候,沒有留意到這一點,又不願意提供彈性,把相關組別的資料獨立出來,影響了研究的使用價值。另外,為政府從事指標數據收集工作的團體,又有沒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在學校進行抽樣調查與在街頭進行的抽樣調查,兩者可以導致很不同的結果,而決策者如果不注意,制訂的政策必然會出現錯誤,影響成效。

回到青年問題方面,當青年出現問題,為媒體所披露的時候,社會上就會有那些社工、教育界,青年社團,以至政治人物提供建議。但很多時候都有失焦的可能,例如針對年輕人性侵犯的案件,他們可能說要加強性教育,誰不知年輕人真正需要的是道德價值的培養。而這些評論很多時是回應輿論訴求、針對突發事件而發,不一定有真憑實據。如 果以重藥治小病,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就算有了好的政策,例如是校園社區化,在欠缺跟進的情況下,校方會因校園安全,乃至突發事件欠缺專業人員處理而放棄,變成了葉公好龍。又或者戒毒,目前澳門既沒有獎勵亦沒有像台灣那樣強制戒毒。戒毒人員很容易又會沉淪毒海。

最後到誰來決策的問題。看了一下青年委員會的名單,或許只是比香港「中年決定青年事務委員會」更「成熟」而已。除了六名官方委員,還有十三名社團代表,以及九名個人委員。在出生年份可考的名委員中,最少兩名是「四十後」,五名是「五十後」,八名是「六十後」(見附表),更可見到那些非官守的公職據位人至少在機制上對公眾欠缺應有的透明度。就社會成份分析,除了官員、社團人士外,就只有一位是學者。那位「代表」學生社團的代表,很明顯已經不屬學生年代的。雖然說「革命的人心態年輕」,但我們都不能不認老:有些轉變是上一代難以體會的。他能夠把這些聲音帶到政治官員耳中嗎?況且,這些人多數都是建制中人(一位立法議員、五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又何需改變?何需切身處地為年輕人著想?站在他們的頭上,想著「江山永享,壽與天齊」,豈不方便!

四十後:
梁官漢、鍾志堅

五十後:
張裕、孫家雄、梁少培、何桂鈴、潘志明

六十後:
蘇朝暉、葉炳權、黃有力、何絲雅、何潤生、高展明、陳明旭、藍中港

未詳:
莫志偉、黃珮琳、張德勝、袁小菱、黃永曦、洪漢銘、關淑鈴、李國豪、郭林、老柏生、霍麗斯、楊祖羅、關志輝

韓流·歲月神偷·長安街——澳門文化界的兩條路(節錄)


最近有電影界的朋友公開呼籲社會培育產業發展。作為對澳門文化發展的信任(我看過他們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而不落俗套)以及對產業多元化的期許,當然是全心支持。是次赴韓,主要是參觀當地的文化遺產。雖然由於種種因素我們無法親身觀察韓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但經過事前事後的閱讀,倒得出了一些成功的原因。首先我們看看韓國文化產業興旺的原因,提出一點觀察,希望可以啟迪澳門正在發展的文化產業。

首先當然要談談韓國藝人對傳統的創新。在韓國有一位名叫金德洙的藝人,原來是在室外表演農樂(就像以前廣告中那些穿著傳統服飾,搖頭跳舞的男子)。後來由於政府的禁制,他改變了表演策略,成為今天的「四物農樂」,並融合其他元素,在韓國傳統表演中佔有一席。時至今天,他甚至已經開發出加上立體影片形成的4D節目《枯木開花》。如果韓國農樂這種原屬鄉郊的粗鄙之物,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與時俱進又能不失精神,那麼我們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地水南音、道教科儀音樂的繼承亦非毫無希望。

相對於對日本文化的研究,華文社會對更接近中國、傳統上與中國關係更密切的朝鮮半島(中國直到清末仍然是朝鮮的宗主國)的研究卻十分稀少。關於韓國流行文化興起比較專業的分析,匆匆在網上倒找到兩篇,其中一篇是一位台灣學者以韓國模仿日本文化的輸出經驗為基礎,另一篇訪問了北京政府首任駐韓大使。他認為韓國流行文化的人情味,以及當中的傳統文化價值是為其成功的因素。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韓流興起的時代背景。首先當然是韓國的產業升級的需要。韓國曾經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可是是美國支持以及朴正熙的領導下,發展出早年的「漢江奇蹟」,可謂為韓國文化發展帶來物質基礎,這狀況持續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一方面,由於韓國的文化傳統沒有像北韓受到破壞,另一方面,韓國出於民族情感,特別是對日本侵略的仇恨,對韓國文化財產的保護非常關心,就為韓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這一點在旅程中,特別在韓國人對城池、佛寺和宮殿等古建築修繕的用心中,即可知一二。

但本人要提出的另一個被忽略(隱瞞?)重點,就是韓國的民主化。雖然不是所有作品都必須要諷刺時弊,而且在全斗煥年代韓國青年起用傳統的面具演諷刺劇,但在威權時代,你能夠以人性角度描繪意識形態的敵人嗎?「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縱然千般不是,但言論自由卻是我們必須珍惜的。一年前澳門通過了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文化界當時是什麼樣的態度(同樣,對於近期右翼的李明博政府對韓國獨立媒體機構的打壓,我們必須予以譴責)?在文化界要發展自己的時候,必須反省自己怎樣盡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我們可以有人主攻主流市場,但不能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探索。香港近期雖然因為《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取得佳績而興奮,但帶來的更多是對香港電影市場(以至曾蔭權也與麥兜同場賀年)因為北望神州而失去活力之嘆。反觀內地,雖然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打壓,文化界以至社會各界卻越來越敢於發聲,例如北京藝術家在八九民運事隔二十年後,再一次在長安大街之上示威。「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旨哉斯言!

訊報
201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