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iacm.gov.mo/c/act/detail.aspx?p1=museum&key=87905175-9042-402b-8c19-4573ed4ddf75
日期：2010年4月17日
時間：14:00~16:00
地點 : 氹仔嘉模會堂
演講語言：粵語
演講嘉賓：張翠容女士
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兩岸三地著名的戰地女記者，於報章專欄發表過多篇報道文學，曾多次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埃及、黎巴嫩、伊拉克、巴拿馬、古巴等國家採訪，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戰地女記者。
張翠容女士，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被南方朔先生形容為華人世界第一個、而且是唯一的國際型第一線記者，憑着信念走訪了一個個烽火漫天的國家，希望藉着鏡頭和紙筆，告訴世界一些被遺棄的人和事。誠如其在著作中所說：“世界哪裏有事，她就背起那個與她身高相仿的行囊出發。”
2010年4月12日 星期一
春暖花開說環保（26/3，訊報）
上文見報翌日，北京即遇上沙塵暴，不但另外波及華北、華東、西南十二個省市區，以及日本和朝鮮半島，至星期一卻也吹襲包括港澳、福建和台灣的南方地區。本來寫文章老貓燒鬚是十分尷尬的事，可是又正正承接環保的議題而行。敝人嘗試以近期另外兩宗值得關注的環保事件，包括鯊魚、北方藍鰭吞拿魚和北極熊禁運被否決，以及西南大旱，說明我的環保觀。
環境問題及其人為因素
年初，澳門的氣溫曾跌至攝氏五度的時候，有懷疑全球暖化的朋友就以此為證據批評我，說地球仍然可以這樣冷，足以否定暖化的說法。可是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的：首先，就算現在只有五度，與十多年前我們仍有三四度的日子相比，現在是否暖了？我們以往的夏天，很少有超過三十三度以上的時候，現在是越來越多了，相反秋天明顯地是短促了。另一方面，正如專家所言，極端天氣是更頻密了，例如近半個月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氣溫在一兩天從二十五度下降至十五度甚至更低。水旱分佈也越來越戲劇化。近期香港出現沙塵暴，就有專家解釋，全球暖化加速了水循環，天氣會因此更為極端。
有人會認為，大自然當中有自己的循環，人類不可干預。但工業化活動對我們，以至這個星球，確實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人類對石化燃料、木材，以至肉食的需要增加，開墾森林，而造成失態失衡，當中的責任是無法迴避的。
近期西南大旱的成因，流行著兩種理論，其一是所謂中國南北地區的旱澇（洪水）循環。過去三十年中國北方偏向少雨，而南方偏向多雨。從現在起相反的現象會分別在南方和北方出現。另外，印尼公司在西南地區大量摧毀原生森林更改植有經濟價值但大量吸水的作物，例如造紙用的桉樹，抽走了大量的地下水。就算第二種並非主因，它也可能讓本來問題更加惡化。無論是哪一種理論成立，表面上當局都需要負責：假設當局知道這情形，為什麼我們不好好準備？如果他們知道毀林開墾的後果，又為什麼不阻止？關鍵在於這三十年，剛好是中國大力發展經濟，即進行初級資本累積的時期。當時中國以其自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來吸收外匯。可是，如果我們｜作為先進國家當中後來者的中國｜瞭解到發展出現的問題，而又不能吸取教訓，切實作出改善，我們的國際地位會受到影響。我們常常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霸佔了大部份的資源和技術，而如果我們有法子又不用，為全球樹立榜樣，這不但會給人口實，說中國發展了還是舊路子，而且以中國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發展差距，實際會讓資源加速耗盡。
生態保育與文化傳承
一些朋友問，究竟環境保護應該是以人的利益為導向，還是以生態本身為導向？這是保育領域中一個重大的分歧。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華盛頓公約會議，人類的經濟利益明顯地佔了上風。而在禁運鯊魚和吞拿魚的議題上，中國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環境新殺手的角色。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是富裕了。但我們享受大自然給我們的財富，又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呢？
我們先討論吞拿魚。早期這種魚類並不是什麼像現在那麼讓人趨之若鶩的，它的肉在歐美只是寵物的糧食。近年日本菜成為了歐美的時尚，吞拿魚自然升價百倍。雖然吞拿魚的危機歐美也要負責責任，但當科學數據指出吞拿魚種群的危機（可參看電影《魚不該絕》The End of the Line，2009），美國也提出補救措施，包括要實施禁運的時候，日本卻以文化為理由拒絕之。事實上，如果連物種都消失了，一切附生於其上的文化都必然消失。再說魚翅，中國人吃魚翅的文化也不過是始於下西洋的鄭和，而鯊魚消失了，或者是說，任何一種物種的消失，都會讓生態產生變化。過份捕撈已經讓日本海面出現大量的越前水母，而水母的毒性會足以殺死任何動物，事情正讓海洋走進惡性循環。而漁業衰竭不但影響就業，而且更危害依靠海產作為營養來源的人們。相對的，有人批評西方人不應干涉東方人吃貓狗肉，似乎比較有道理，畢竟貓、狗數量還是很多。只要不是以觀賞品種食用即可。
又有人批評現在對於動物保護的措施太過火，說連人的生活都顧不上，為什麼要把動物的地位看得比人重要？他甚至認為虐畜不應被視為犯罪。從信仰的角度而言，如果我們不給貧窮人基本的生活而轉給動物的話，確實是不公義的，也正正反映資產階級的無聊和無恥。我個人秉持是一種「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觀念，即開發亦應考量受影響地區居民的各種權利，包括平等的生活品質權利和參與權。但我卻不能贊成虐畜不是犯罪。很多犯事的人早期的跡象包括了對動物的不仁。從宗教角度而言，印度教、佛教等固然在原則上反對殺害動物，就算是亞伯拉罕諸教其實亦強調對生命的尊重，例如猶太人和穆斯林對宰殺食用動物都有一定規則，包括宰牲時應一刀割斷氣管，以減輕痛苦。
環保與和平
剛才談及的環境正義，也可見於國際關係之中。有人說過：「二十世紀是為石油而戰，到了廿一世紀人們將為水而戰。」在現實中的確出現了這樣的徵兆。早在一九四七年在瓜分巴勒斯坦的計劃中，猶太國已經取得了約旦河上游的淡水資源。一九六七年更進一步佔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控制了中東地區珍貴的水源。時至今日，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時候，那些猶太人定居點很多都是處於雨量較多的山區。近期的西南大旱，固然讓西南人民受苦。就是逃離家鄉進了大城市求生，糧食失收也已經影響了糧價，與資金水浸共同形成了通貨膨脹的因素。而中國西南地區剛好又是亞洲的「水塔」。上游受旱，下游亦已受影響。泰國東北部已傳出旱情，而那裡正正是近期「紅衫軍」的來源地之一。當年他信大力投資吸引很多人支持他。而這時候他信又以柬埔寨作活動基地，而泰柬關係近年欠佳。旱情會否影響當地政局，甚至成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
我們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環境議題需要大家關心。星期六晚上，世界各地都會舉行「地球一小時」活動。你會與我一起關上燈，在同一天空下，抬起頭來，一起欣賞難得的星空嗎？
環境問題及其人為因素
年初，澳門的氣溫曾跌至攝氏五度的時候，有懷疑全球暖化的朋友就以此為證據批評我，說地球仍然可以這樣冷，足以否定暖化的說法。可是有兩點值得大家注意的：首先，就算現在只有五度，與十多年前我們仍有三四度的日子相比，現在是否暖了？我們以往的夏天，很少有超過三十三度以上的時候，現在是越來越多了，相反秋天明顯地是短促了。另一方面，正如專家所言，極端天氣是更頻密了，例如近半個月來我們已經經歷了三次氣溫在一兩天從二十五度下降至十五度甚至更低。水旱分佈也越來越戲劇化。近期香港出現沙塵暴，就有專家解釋，全球暖化加速了水循環，天氣會因此更為極端。
有人會認為，大自然當中有自己的循環，人類不可干預。但工業化活動對我們，以至這個星球，確實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人類對石化燃料、木材，以至肉食的需要增加，開墾森林，而造成失態失衡，當中的責任是無法迴避的。
近期西南大旱的成因，流行著兩種理論，其一是所謂中國南北地區的旱澇（洪水）循環。過去三十年中國北方偏向少雨，而南方偏向多雨。從現在起相反的現象會分別在南方和北方出現。另外，印尼公司在西南地區大量摧毀原生森林更改植有經濟價值但大量吸水的作物，例如造紙用的桉樹，抽走了大量的地下水。就算第二種並非主因，它也可能讓本來問題更加惡化。無論是哪一種理論成立，表面上當局都需要負責：假設當局知道這情形，為什麼我們不好好準備？如果他們知道毀林開墾的後果，又為什麼不阻止？關鍵在於這三十年，剛好是中國大力發展經濟，即進行初級資本累積的時期。當時中國以其自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來吸收外匯。可是，如果我們｜作為先進國家當中後來者的中國｜瞭解到發展出現的問題，而又不能吸取教訓，切實作出改善，我們的國際地位會受到影響。我們常常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在霸佔了大部份的資源和技術，而如果我們有法子又不用，為全球樹立榜樣，這不但會給人口實，說中國發展了還是舊路子，而且以中國更多的人口和更大的發展差距，實際會讓資源加速耗盡。
生態保育與文化傳承
一些朋友問，究竟環境保護應該是以人的利益為導向，還是以生態本身為導向？這是保育領域中一個重大的分歧。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華盛頓公約會議，人類的經濟利益明顯地佔了上風。而在禁運鯊魚和吞拿魚的議題上，中國都「恰如其分」地扮演了環境新殺手的角色。中國的經濟發展了，人民生活也是富裕了。但我們享受大自然給我們的財富，又有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呢？
我們先討論吞拿魚。早期這種魚類並不是什麼像現在那麼讓人趨之若鶩的，它的肉在歐美只是寵物的糧食。近年日本菜成為了歐美的時尚，吞拿魚自然升價百倍。雖然吞拿魚的危機歐美也要負責責任，但當科學數據指出吞拿魚種群的危機（可參看電影《魚不該絕》The End of the Line，2009），美國也提出補救措施，包括要實施禁運的時候，日本卻以文化為理由拒絕之。事實上，如果連物種都消失了，一切附生於其上的文化都必然消失。再說魚翅，中國人吃魚翅的文化也不過是始於下西洋的鄭和，而鯊魚消失了，或者是說，任何一種物種的消失，都會讓生態產生變化。過份捕撈已經讓日本海面出現大量的越前水母，而水母的毒性會足以殺死任何動物，事情正讓海洋走進惡性循環。而漁業衰竭不但影響就業，而且更危害依靠海產作為營養來源的人們。相對的，有人批評西方人不應干涉東方人吃貓狗肉，似乎比較有道理，畢竟貓、狗數量還是很多。只要不是以觀賞品種食用即可。
又有人批評現在對於動物保護的措施太過火，說連人的生活都顧不上，為什麼要把動物的地位看得比人重要？他甚至認為虐畜不應被視為犯罪。從信仰的角度而言，如果我們不給貧窮人基本的生活而轉給動物的話，確實是不公義的，也正正反映資產階級的無聊和無恥。我個人秉持是一種「環境正義」（Environmental Justice）的觀念，即開發亦應考量受影響地區居民的各種權利，包括平等的生活品質權利和參與權。但我卻不能贊成虐畜不是犯罪。很多犯事的人早期的跡象包括了對動物的不仁。從宗教角度而言，印度教、佛教等固然在原則上反對殺害動物，就算是亞伯拉罕諸教其實亦強調對生命的尊重，例如猶太人和穆斯林對宰殺食用動物都有一定規則，包括宰牲時應一刀割斷氣管，以減輕痛苦。
環保與和平
剛才談及的環境正義，也可見於國際關係之中。有人說過：「二十世紀是為石油而戰，到了廿一世紀人們將為水而戰。」在現實中的確出現了這樣的徵兆。早在一九四七年在瓜分巴勒斯坦的計劃中，猶太國已經取得了約旦河上游的淡水資源。一九六七年更進一步佔領敘利亞的戈蘭高地控制了中東地區珍貴的水源。時至今日，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地區的時候，那些猶太人定居點很多都是處於雨量較多的山區。近期的西南大旱，固然讓西南人民受苦。就是逃離家鄉進了大城市求生，糧食失收也已經影響了糧價，與資金水浸共同形成了通貨膨脹的因素。而中國西南地區剛好又是亞洲的「水塔」。上游受旱，下游亦已受影響。泰國東北部已傳出旱情，而那裡正正是近期「紅衫軍」的來源地之一。當年他信大力投資吸引很多人支持他。而這時候他信又以柬埔寨作活動基地，而泰柬關係近年欠佳。旱情會否影響當地政局，甚至成為地區衝突的導火線？
我們生活在同一星球上，環境議題需要大家關心。星期六晚上，世界各地都會舉行「地球一小時」活動。你會與我一起關上燈，在同一天空下，抬起頭來，一起欣賞難得的星空嗎？
2010年2月28日 星期日
八十後單身日記（澳門觀察報，28/2）
二月二十八日 農曆正月十五日 元宵節
天氣 烏雲密佈
今年大年初一剛好是西方情人節，家人的壓力在傳統倫理與商業包裝的夾擊下可謂史無前例。我何嘗不想找一個伴呢？可我身為教友，自然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不過現在人們「談談情」以後已經不再「跳跳舞」，而是一下子跳上床「性性愛」。而我又不是十點後才出動夜酺的那些人！像大陸那樣出租女友嗎？雖然可以騙到家人一時快樂，但就算真是日久生情，畢竟還是以金錢為基礎的。
其實，現在青年的煩惱還真的挺多的。上面談到結婚的問題，談到結婚必然要談住屋和就業的問題。近年不少低學歷的年輕人固然由於博彩業的開放而得到較好的薪水，但其他行業的薪水並沒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住房價格在外來資金，加上政府土地政策出現問題，導致房地產市場向豪宅方向傾斜。很多人為了獨立生活，又不會反省當前現象的起因，以為 「存在就是合理」，在四厘補貼等托市策略下接貨，先不論經濟周期的必然再臨對年輕人供樓能力的影響，這種「為樓死為樓亡」 的生活形態本就是以新一代的生活質素作代價的。當然有人會提出廿四小時通關，又或者因為一時無法找到工作就鼓吹北上工作，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這種把人與生長的土地撕裂的做法，不就又要在年輕人中製造等級，使之互相仇視、疏離，易於統治？
再說媒體觀感吧。現在媒體報導年輕人要麼就是我們很暴風，很易成癮、學壞，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慾，又欠缺競爭力。事實上，澳門年輕人有成就的也不少。看看我們在體育比賽、職業技能比賽的成績！當然，大多數年輕人的情況更是默默無聞了。政府在青年問題的研究其實也花了不少心力，但由於一些原因，研究人員的心機卻是白費了。例如根據政府的青年指標，青年的定義是十三至二十九歲。但某些部門在提供數據時候，沒有留意到這一點，又不願意提供彈性，把相關組別的資料獨立出來，影響了研究的使用價值。另外，為政府從事指標數據收集工作的團體，又有沒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在學校進行抽樣調查與在街頭進行的抽樣調查，兩者可以導致很不同的結果，而決策者如果不注意，制訂的政策必然會出現錯誤，影響成效。
回到青年問題方面，當青年出現問題，為媒體所披露的時候，社會上就會有那些社工、教育界，青年社團，以至政治人物提供建議。但很多時候都有失焦的可能，例如針對年輕人性侵犯的案件，他們可能說要加強性教育，誰不知年輕人真正需要的是道德價值的培養。而這些評論很多時是回應輿論訴求、針對突發事件而發，不一定有真憑實據。如 果以重藥治小病，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就算有了好的政策，例如是校園社區化，在欠缺跟進的情況下，校方會因校園安全，乃至突發事件欠缺專業人員處理而放棄，變成了葉公好龍。又或者戒毒，目前澳門既沒有獎勵亦沒有像台灣那樣強制戒毒。戒毒人員很容易又會沉淪毒海。
最後到誰來決策的問題。看了一下青年委員會的名單，或許只是比香港「中年決定青年事務委員會」更「成熟」而已。除了六名官方委員，還有十三名社團代表，以及九名個人委員。在出生年份可考的名委員中，最少兩名是「四十後」，五名是「五十後」，八名是「六十後」（見附表），更可見到那些非官守的公職據位人至少在機制上對公眾欠缺應有的透明度。就社會成份分析，除了官員、社團人士外，就只有一位是學者。那位「代表」學生社團的代表，很明顯已經不屬學生年代的。雖然說「革命的人心態年輕」，但我們都不能不認老：有些轉變是上一代難以體會的。他能夠把這些聲音帶到政治官員耳中嗎？況且，這些人多數都是建制中人（一位立法議員、五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又何需改變？何需切身處地為年輕人著想？站在他們的頭上，想著「江山永享，壽與天齊」，豈不方便！
四十後：
梁官漢、鍾志堅
五十後：
張裕、孫家雄、梁少培、何桂鈴、潘志明
六十後：
蘇朝暉、葉炳權、黃有力、何絲雅、何潤生、高展明、陳明旭、藍中港
未詳：
莫志偉、黃珮琳、張德勝、袁小菱、黃永曦、洪漢銘、關淑鈴、李國豪、郭林、老柏生、霍麗斯、楊祖羅、關志輝
天氣 烏雲密佈
今年大年初一剛好是西方情人節，家人的壓力在傳統倫理與商業包裝的夾擊下可謂史無前例。我何嘗不想找一個伴呢？可我身為教友，自然不是一個隨便的人。不過現在人們「談談情」以後已經不再「跳跳舞」，而是一下子跳上床「性性愛」。而我又不是十點後才出動夜酺的那些人！像大陸那樣出租女友嗎？雖然可以騙到家人一時快樂，但就算真是日久生情，畢竟還是以金錢為基礎的。
其實，現在青年的煩惱還真的挺多的。上面談到結婚的問題，談到結婚必然要談住屋和就業的問題。近年不少低學歷的年輕人固然由於博彩業的開放而得到較好的薪水，但其他行業的薪水並沒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住房價格在外來資金，加上政府土地政策出現問題，導致房地產市場向豪宅方向傾斜。很多人為了獨立生活，又不會反省當前現象的起因，以為 「存在就是合理」，在四厘補貼等托市策略下接貨，先不論經濟周期的必然再臨對年輕人供樓能力的影響，這種「為樓死為樓亡」 的生活形態本就是以新一代的生活質素作代價的。當然有人會提出廿四小時通關，又或者因為一時無法找到工作就鼓吹北上工作，以為可以解決問題。但這種把人與生長的土地撕裂的做法，不就又要在年輕人中製造等級，使之互相仇視、疏離，易於統治？
再說媒體觀感吧。現在媒體報導年輕人要麼就是我們很暴風，很易成癮、學壞，沒辦法控制自己的情慾，又欠缺競爭力。事實上，澳門年輕人有成就的也不少。看看我們在體育比賽、職業技能比賽的成績！當然，大多數年輕人的情況更是默默無聞了。政府在青年問題的研究其實也花了不少心力，但由於一些原因，研究人員的心機卻是白費了。例如根據政府的青年指標，青年的定義是十三至二十九歲。但某些部門在提供數據時候，沒有留意到這一點，又不願意提供彈性，把相關組別的資料獨立出來，影響了研究的使用價值。另外，為政府從事指標數據收集工作的團體，又有沒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可信度？在學校進行抽樣調查與在街頭進行的抽樣調查，兩者可以導致很不同的結果，而決策者如果不注意，制訂的政策必然會出現錯誤，影響成效。
回到青年問題方面，當青年出現問題，為媒體所披露的時候，社會上就會有那些社工、教育界，青年社團，以至政治人物提供建議。但很多時候都有失焦的可能，例如針對年輕人性侵犯的案件，他們可能說要加強性教育，誰不知年輕人真正需要的是道德價值的培養。而這些評論很多時是回應輿論訴求、針對突發事件而發，不一定有真憑實據。如 果以重藥治小病，又會帶來什麼後果？就算有了好的政策，例如是校園社區化，在欠缺跟進的情況下，校方會因校園安全，乃至突發事件欠缺專業人員處理而放棄，變成了葉公好龍。又或者戒毒，目前澳門既沒有獎勵亦沒有像台灣那樣強制戒毒。戒毒人員很容易又會沉淪毒海。
最後到誰來決策的問題。看了一下青年委員會的名單，或許只是比香港「中年決定青年事務委員會」更「成熟」而已。除了六名官方委員，還有十三名社團代表，以及九名個人委員。在出生年份可考的名委員中，最少兩名是「四十後」，五名是「五十後」，八名是「六十後」（見附表），更可見到那些非官守的公職據位人至少在機制上對公眾欠缺應有的透明度。就社會成份分析，除了官員、社團人士外，就只有一位是學者。那位「代表」學生社團的代表，很明顯已經不屬學生年代的。雖然說「革命的人心態年輕」，但我們都不能不認老：有些轉變是上一代難以體會的。他能夠把這些聲音帶到政治官員耳中嗎？況且，這些人多數都是建制中人（一位立法議員、五名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又何需改變？何需切身處地為年輕人著想？站在他們的頭上，想著「江山永享，壽與天齊」，豈不方便！
四十後：
梁官漢、鍾志堅
五十後：
張裕、孫家雄、梁少培、何桂鈴、潘志明
六十後：
蘇朝暉、葉炳權、黃有力、何絲雅、何潤生、高展明、陳明旭、藍中港
未詳：
莫志偉、黃珮琳、張德勝、袁小菱、黃永曦、洪漢銘、關淑鈴、李國豪、郭林、老柏生、霍麗斯、楊祖羅、關志輝
韓流·歲月神偷·長安街——澳門文化界的兩條路（節錄）
最近有電影界的朋友公開呼籲社會培育產業發展。作為對澳門文化發展的信任（我看過他們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而不落俗套）以及對產業多元化的期許，當然是全心支持。是次赴韓，主要是參觀當地的文化遺產。雖然由於種種因素我們無法親身觀察韓國現代文化產業的發展，但經過事前事後的閱讀，倒得出了一些成功的原因。首先我們看看韓國文化產業興旺的原因，提出一點觀察，希望可以啟迪澳門正在發展的文化產業。
首先當然要談談韓國藝人對傳統的創新。在韓國有一位名叫金德洙的藝人，原來是在室外表演農樂（就像以前廣告中那些穿著傳統服飾，搖頭跳舞的男子）。後來由於政府的禁制，他改變了表演策略，成為今天的「四物農樂」，並融合其他元素，在韓國傳統表演中佔有一席。時至今天，他甚至已經開發出加上立體影片形成的4D節目《枯木開花》。如果韓國農樂這種原屬鄉郊的粗鄙之物，都能登上大雅之堂，與時俱進又能不失精神，那麼我們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例如地水南音、道教科儀音樂的繼承亦非毫無希望。
相對於對日本文化的研究，華文社會對更接近中國、傳統上與中國關係更密切的朝鮮半島（中國直到清末仍然是朝鮮的宗主國）的研究卻十分稀少。關於韓國流行文化興起比較專業的分析，匆匆在網上倒找到兩篇，其中一篇是一位台灣學者以韓國模仿日本文化的輸出經驗為基礎，另一篇訪問了北京政府首任駐韓大使。他認為韓國流行文化的人情味，以及當中的傳統文化價值是為其成功的因素。
當然，我們也不能忽視韓流興起的時代背景。首先當然是韓國的產業升級的需要。韓國曾經是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可是是美國支持以及朴正熙的領導下，發展出早年的「漢江奇蹟」，可謂為韓國文化發展帶來物質基礎，這狀況持續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之前。一方面，由於韓國的文化傳統沒有像北韓受到破壞，另一方面，韓國出於民族情感，特別是對日本侵略的仇恨，對韓國文化財產的保護非常關心，就為韓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原材料。這一點在旅程中，特別在韓國人對城池、佛寺和宮殿等古建築修繕的用心中，即可知一二。
但本人要提出的另一個被忽略（隱瞞？）重點，就是韓國的民主化。雖然不是所有作品都必須要諷刺時弊，而且在全斗煥年代韓國青年起用傳統的面具演諷刺劇，但在威權時代，你能夠以人性角度描繪意識形態的敵人嗎？「保持資本主義制度」縱然千般不是，但言論自由卻是我們必須珍惜的。一年前澳門通過了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文化界當時是什麼樣的態度（同樣，對於近期右翼的李明博政府對韓國獨立媒體機構的打壓，我們必須予以譴責）？在文化界要發展自己的時候，必須反省自己怎樣盡自己在社會中的責任。我們可以有人主攻主流市場，但不能放棄對社會問題的探索。香港近期雖然因為《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取得佳績而興奮，但帶來的更多是對香港電影市場（以至曾蔭權也與麥兜同場賀年）因為北望神州而失去活力之嘆。反觀內地，雖然面對國家機器的強力打壓，文化界以至社會各界卻越來越敢於發聲，例如北京藝術家在八九民運事隔二十年後，再一次在長安大街之上示威。「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旨哉斯言！
訊報
2010-2-26
2009年12月20日 星期日
回歸十年：澳門的新衣
作者／葉蔭聰
前陣子，張炳良在一篇文章中說，香港人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抱着「不變」來應對變化。如果張炳良是對的，這可能是澳門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在回到祖國的旅途上，澳門人有什麼「不變」的過去可以守護着呢？沒有，儘管《中葡聯合聲明》一樣也有「不變」二字，但這兩個字背後的空洞，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回望，看得更清楚。「澳門街」的身分，仿如一個無法為自己解說的啞孩子，當然，即使能說，也好像沒有人願意聆聽。
回歸前望變多於不變
回歸前的澳門人期望「變」，多於「不變」。那段黑幫暴力仇殺日子，大家只想早點過去。坊間當時有一個無法確證的說法：好些江湖中人覺得，回歸後是另一個世界，恩怨情仇最好在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算清楚。回歸前幾天，街上竟然有被棄置的槍械與利器，棄械投降，迎接未來。
葡萄牙人留下來的東西呢？澳門沒有彭定康，也沒有半個衛奕信、尤德，更不要說麥理浩了。回歸前，許多人在猜，究竟葡萄牙人會留下多少儲備或債務？不出所料，最後一任總督韋奇立還鬧出連歐洲人也覺面目無光的醜聞，他私下撥走了五千萬公帑到自己名下的基金會。至於回歸前葡澳政府花大錢修復的歐式歴史建築，以及不斷興建的標誌中葡友誼雕塑，華人社會只覺得是乘回歸的「刮籠」之舉。今天，香港人羡慕澳門的文化保育，澳門人自豪地笑了，但笑容背後有抹不去的種種歷史反諷。
回歸後的開始幾年，真有點重新做人的感覺，一切好像由「零點」開始。當時香港的董建華已碰得焦頭爛額，澳門的何厚鏵卻民望日隆。之前的黑幫仇殺戛然而止，經濟亦開始好轉。我每個月由香港回澳門探親，好像在做民意調查一樣，從家人及朋友口中大概感受到這種變化。不過，隨着歐文龍貪污案的爆發，我亦強烈感受到澳門人對何厚鏵的憤恨與日俱增。
說是重新做人其實也不全對，澳門始終要帶着殖民印記，走進不可知的未來。二○○二年，澳門開放賭權，引入更多來自外地的賭場經營者；二○○五年，澳門的歷史城區申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SARS後，中國進一步開放旅客來港澳，一下子把澳門這兩個大轉變串連起來，為小城披上兩件互不搭配的外衣。既要「東方拉斯維加斯」，卻又是個「歷史名城」。更荒謬的是，兩件外衣皆是依照回歸前澳門某些形象變出來，只是顏色與尺寸實在有點誇張。
回歸後的今天，澳門人穿起這兩件外衣，的確神氣不少。香港人還應該記得，今年初「泰國包機事件」中，一名澳門男子在機場大聲揶揄香港政府的無能，弄得港人面目無光。澳門人多年來在大香港主義的陰影下，好像吐氣揚眉。不過，新的外衣是否足夠？穿得是否舒服？這些問題幾年前還可能是無關宏旨，不過，現在則一步一步迫在眉睫。
兩件外衣都不是從天掉下來的，負責剪裁卻不是澳門人。我們有理由相信，北京政府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思。申報「世遺」就只有北京政府才有資格，至於賭權開放，現在大家也知道，幾乎是北京的佈局。去年夏天，美國傳媒報道，金沙賭場老闆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在一宗民事官司中透露，二○○一年，北京政府因為申辦奧運所以要找他幫忙，希望他利用美國的政商關係，阻止美國國會通過反對北京申奧的決議，故此，主動邀請他老人家來澳門辦賭場，而且，還保證開放國內居民來澳簽證。
貪腐與GDP 齊升
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總是較大，只要看一下擋在東望洋燈塔前的中聯辦大樓，看一下「國家安全法」如何順利在澳門通過，便可略知一二了。換個角度，也算是北京給澳人的「甜頭」吧！只是，甜中帶着百般滋味，尤其在歐文龍及抽水哥的槍聲之後。在金光燦爛中，所有人也發現，許多由葡萄牙人遺下的爛攤子並沒有解決，反而弄得更大一點。以前葡澳政府的貪污規模可能小，許多人都視作平常，但回歸十年，貪腐跟GDP 一起增長，其根源之一的批地問題，仍然沒有一個起碼的公平透明的制度。澳門人每次在電視機前看陳水扁貪腐案新聞時，總會嘲笑這個總統太窩囊，偌大的一個總統貪污來的錢，竟及不上澳門小小的一個運輸工務司。何厚鏵現在市民眼中，有點像當年韋奇立（如今看來，韋奇立實在太小兒科），大家都在猜度，何的金庫在哪裏？有多少個億？而且，他比韋奇立高明，一切都是「合法」的。
特首接力賽小圈子選舉都不如
十年後的今天，北京很放心，回歸大局沒有敗亡，然而，終究無法回到十年前的「零點」。崔世安上任，讓人覺得連「小圈子選舉」也不如，特首更替像個接力賽，由何家交到崔家。不過，這回旁觀的看客不會再吶喊助威熱切期待，小市民都有點「睇你點死」的犬儒。不過，崔世安似乎沒有多少危機感，竟然連體制內小小制衡聲音的審計長也要撤換掉，也許他實在太念茲在茲當年被揭東亞運嚴重超支的醜事。
回歸十年，澳門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也看到民主派有少許壯大，但小城總脫不掉「順民」的形象。事實上，澳門的制度設計早已埋下伏線，令人不要有太大期望。許多香港人可能不知，澳門的基本法中並沒有邁向普選的許諾。
令人最納悶的，倒不是沒有政治許諾，我甚至覺得，澳門政治有它有趣的地方。令人鬱悶的地方，反而是北京政府，佔了便宜還賣乖。繼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讚揚澳門「三權合作」後，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說，高度讚揚澳門的回歸經驗，即所謂「不把矛盾和問題簡單政治化」。話雖說給香港聽，但澳門人聽在耳裏該如何反應？像個乖孩子滿心歡喜？還是啞子吃黃連？
回歸路途上，除了小部分土生葡人外，沒有多少華人會懷念葡澳政府，不過，許多人卻懷念舊日寧靜的「澳門街」。不過，那是回不去的地方，世間的事真的沒有那麼「簡單」，誰又願意脫去回歸後披上的新衣呢？不過，往後的十年，不該再是炫耀新衣的派對時間，而是時候檢視一下自己荏弱的身體。
原文刊於2009.12.20《明報》「星期日生活」。
前陣子，張炳良在一篇文章中說，香港人自八十年代以來，一直抱着「不變」來應對變化。如果張炳良是對的，這可能是澳門與香港最大的分別。在回到祖國的旅途上，澳門人有什麼「不變」的過去可以守護着呢？沒有，儘管《中葡聯合聲明》一樣也有「不變」二字，但這兩個字背後的空洞，在回歸十年後的今天回望，看得更清楚。「澳門街」的身分，仿如一個無法為自己解說的啞孩子，當然，即使能說，也好像沒有人願意聆聽。
回歸前望變多於不變
回歸前的澳門人期望「變」，多於「不變」。那段黑幫暴力仇殺日子，大家只想早點過去。坊間當時有一個無法確證的說法：好些江湖中人覺得，回歸後是另一個世界，恩怨情仇最好在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前算清楚。回歸前幾天，街上竟然有被棄置的槍械與利器，棄械投降，迎接未來。
葡萄牙人留下來的東西呢？澳門沒有彭定康，也沒有半個衛奕信、尤德，更不要說麥理浩了。回歸前，許多人在猜，究竟葡萄牙人會留下多少儲備或債務？不出所料，最後一任總督韋奇立還鬧出連歐洲人也覺面目無光的醜聞，他私下撥走了五千萬公帑到自己名下的基金會。至於回歸前葡澳政府花大錢修復的歐式歴史建築，以及不斷興建的標誌中葡友誼雕塑，華人社會只覺得是乘回歸的「刮籠」之舉。今天，香港人羡慕澳門的文化保育，澳門人自豪地笑了，但笑容背後有抹不去的種種歷史反諷。
回歸後的開始幾年，真有點重新做人的感覺，一切好像由「零點」開始。當時香港的董建華已碰得焦頭爛額，澳門的何厚鏵卻民望日隆。之前的黑幫仇殺戛然而止，經濟亦開始好轉。我每個月由香港回澳門探親，好像在做民意調查一樣，從家人及朋友口中大概感受到這種變化。不過，隨着歐文龍貪污案的爆發，我亦強烈感受到澳門人對何厚鏵的憤恨與日俱增。
說是重新做人其實也不全對，澳門始終要帶着殖民印記，走進不可知的未來。二○○二年，澳門開放賭權，引入更多來自外地的賭場經營者；二○○五年，澳門的歷史城區申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SARS後，中國進一步開放旅客來港澳，一下子把澳門這兩個大轉變串連起來，為小城披上兩件互不搭配的外衣。既要「東方拉斯維加斯」，卻又是個「歷史名城」。更荒謬的是，兩件外衣皆是依照回歸前澳門某些形象變出來，只是顏色與尺寸實在有點誇張。
回歸後的今天，澳門人穿起這兩件外衣，的確神氣不少。香港人還應該記得，今年初「泰國包機事件」中，一名澳門男子在機場大聲揶揄香港政府的無能，弄得港人面目無光。澳門人多年來在大香港主義的陰影下，好像吐氣揚眉。不過，新的外衣是否足夠？穿得是否舒服？這些問題幾年前還可能是無關宏旨，不過，現在則一步一步迫在眉睫。
兩件外衣都不是從天掉下來的，負責剪裁卻不是澳門人。我們有理由相信，北京政府在這方面花了不少心思。申報「世遺」就只有北京政府才有資格，至於賭權開放，現在大家也知道，幾乎是北京的佈局。去年夏天，美國傳媒報道，金沙賭場老闆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在一宗民事官司中透露，二○○一年，北京政府因為申辦奧運所以要找他幫忙，希望他利用美國的政商關係，阻止美國國會通過反對北京申奧的決議，故此，主動邀請他老人家來澳門辦賭場，而且，還保證開放國內居民來澳簽證。
貪腐與GDP 齊升
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總是較大，只要看一下擋在東望洋燈塔前的中聯辦大樓，看一下「國家安全法」如何順利在澳門通過，便可略知一二了。換個角度，也算是北京給澳人的「甜頭」吧！只是，甜中帶着百般滋味，尤其在歐文龍及抽水哥的槍聲之後。在金光燦爛中，所有人也發現，許多由葡萄牙人遺下的爛攤子並沒有解決，反而弄得更大一點。以前葡澳政府的貪污規模可能小，許多人都視作平常，但回歸十年，貪腐跟GDP 一起增長，其根源之一的批地問題，仍然沒有一個起碼的公平透明的制度。澳門人每次在電視機前看陳水扁貪腐案新聞時，總會嘲笑這個總統太窩囊，偌大的一個總統貪污來的錢，竟及不上澳門小小的一個運輸工務司。何厚鏵現在市民眼中，有點像當年韋奇立（如今看來，韋奇立實在太小兒科），大家都在猜度，何的金庫在哪裏？有多少個億？而且，他比韋奇立高明，一切都是「合法」的。
特首接力賽小圈子選舉都不如
十年後的今天，北京很放心，回歸大局沒有敗亡，然而，終究無法回到十年前的「零點」。崔世安上任，讓人覺得連「小圈子選舉」也不如，特首更替像個接力賽，由何家交到崔家。不過，這回旁觀的看客不會再吶喊助威熱切期待，小市民都有點「睇你點死」的犬儒。不過，崔世安似乎沒有多少危機感，竟然連體制內小小制衡聲音的審計長也要撤換掉，也許他實在太念茲在茲當年被揭東亞運嚴重超支的醜事。
回歸十年，澳門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今年的立法會選舉也看到民主派有少許壯大，但小城總脫不掉「順民」的形象。事實上，澳門的制度設計早已埋下伏線，令人不要有太大期望。許多香港人可能不知，澳門的基本法中並沒有邁向普選的許諾。
令人最納悶的，倒不是沒有政治許諾，我甚至覺得，澳門政治有它有趣的地方。令人鬱悶的地方，反而是北京政府，佔了便宜還賣乖。繼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讚揚澳門「三權合作」後，政治局常委兼人大委員長吳邦國說，高度讚揚澳門的回歸經驗，即所謂「不把矛盾和問題簡單政治化」。話雖說給香港聽，但澳門人聽在耳裏該如何反應？像個乖孩子滿心歡喜？還是啞子吃黃連？
回歸路途上，除了小部分土生葡人外，沒有多少華人會懷念葡澳政府，不過，許多人卻懷念舊日寧靜的「澳門街」。不過，那是回不去的地方，世間的事真的沒有那麼「簡單」，誰又願意脫去回歸後披上的新衣呢？不過，往後的十年，不該再是炫耀新衣的派對時間，而是時候檢視一下自己荏弱的身體。
原文刊於2009.12.20《明報》「星期日生活」。
2009年12月14日 星期一
特‧區‧公‧司
澳門正報 14.12.2009 東方生
特區十年成就，主在經濟，除此之外，很少人再能講出與經濟無關的成就了（十五年免費教育亦是無財不行）。
正因特區十年經濟發展成績斐然，所以特區政府很多不足之處就容易被善良的澳門居民包容，財古來已可通神，現今更可消弭民怨。
說特區政府十年成就，倒不如說特區公司十年業績，因為特區領導人這十年似在經營一間公司，多過執政一個政府。
私人公司與政府的分別，在於私人公司由一個老板話事，一切以老板意見為依歸，公司縱有章程規則，位階也不會高於長官意志，老板所作所為不需有監管，亦無從監管。
難得的是市民也落力配合演出這「特區公司」的好戲，甘做一個旁觀者，又或懷抱「小股東」心態，只要公司業績好，年年有糖派，歲歲有錢分，哪須理會公司是否「三公一廉」與各級主管領導工作表現。
是形勢比人強還是甘心情願做「旁觀者」，都是市民放棄了自己的權利，放棄追求生活在一個民主開放公平公義的社會的權利，只滿足小恩小惠的「分紅」！
「特區公司」之作為「公司」，是她行為模式不需如「政府」般法治行先，經典莫如「五一槍聲」與「醫院失嬰」，雖然坊間傳聞種種，但從未見政府有正式交代，如政府真如傳聞般與受害人「私了」，制度與法律對這個政府來說，就並非至高無上了，這樣的公司型政府在幹好事時確是「方便行事」，幹壞事時便有「空子可鑽」，所以法律滯後除了法律人才不足外，也關乎主事者的心態。
說特區是公司，不單是她的行為模式與處事作風，還有她的存續，都似由一個集團管理，市民無從參與，政府換屆亦即公司換了Ｃ‧Ｅ‧Ｏ吧了。
2009年12月12日 星期六
新政府人事安排惹市民抨擊 執政團隊質劣疑慮揮之不去
訊報 4-12-2009
越近「十年區慶」，不只喜事重重，連一向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特區政府，也似有遲來而曇花一現的「勵精圖治」景象。特區的政治生活，更是熱鬧非常。
第三屆特區政府的「管治班子」名單，在社會上劣評如潮。令引退的審計長胡裡胡塗成了「人民英雄」之後，另一重要名單，第三屆政府行政會委員名單公佈後，對這份所謂「三進三出」的「超保守」名單，社會已無餘力再議。
行政會乃行政長官 的最緊密「決策夥伴」，理論上，其成員除了要有相當的政治份量之外，更須有遠大廣闊的政治視野和特區社會利益的全局意識，可是，行政會七位舊人，在過去十年或五年的工作表現，尤其是陳麗敏，公眾已有目共睹，難寄厚望，而新進「權力核心」的三人，除了陳明金，從其餘二人在任命公佈後的感言可知，如此結構的行政會，根本無法改善官民關係，無法提高下層特區政府 的決策質素和管理水平。以專業人士自詡的行政會新貴黃如楷說：「會盡力透過自身熟悉的建築範疇，為行政會多提專業意見。」另一強調自己來自基層的何雪卿則話：「期望將來未能將廣大居民的所思所想帶入行政會」。兩位「權力核心」的思維何其落後，目光何其狹隘。建築界的利益，肯定只是小局利益，而且亦肯定彼等的利益從來不缺乏反映、表達、維護、爭取的渠道；在通過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種新舊媒體，以及大大小小的社會行動反映，難道十年來，閉門造車的行政會對基層群眾的訴求和怨氣均一無所知？而有賴何雪卿「帶進行政會」？簡直就是笑話。
且看「出身草莽」的陳明金如是說：「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離不開行政和立法的互動，在這個前提之下，凡事以澳門的整體利益為重，出於公心，以澳門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本落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全力以赴，相信一定會做好行政會委員的工作。」如果陳明金不是照本宣料，則其政治靈性，確令人刮目相看。五年後以年富力強的五十二之齡問鼎第四任行政長官寶座，實不足為奇；即使陳明金只是按其「智囊」所予「貓紙」行事，陳氏能過濾後而「照單全收」，亦見其政治悟性矣。特區政府若能將陳氏「身邊高手」收為己用，就不至現在大慶當前、中央力挺，卻依然患得患失、動輒得咎的田地。
此時此刻，公立的澳門大學屬下的澳門研究中心，竟然公佈下屆特區政府「領導班子」任命的滿意度調查結果，據稱有百分之七點六受訪者給予十分滿分，而同時有百分之六點四給予最低的零分 。由於並不了解這類電話訪問調查的內容的引導性，我們無法判斷這次「民意調查」結果的可信性和可靠性。表面看來，「滿分」高於「零分」超過一個百分點，結論應該是「群眾滿意」，其為候任行政長官疏導政治壓力的用意彰彰甚明。澳門研究中心將「政治考慮」滲入「學術研究」，在澳門只是義或利之所在。但負責是次「民調」的林廣志、余永逸，卻選擇在此時公佈結果，讓「別有用心者」有機在「零分」問題上大做文章，對候任行政長官而言是幫倒忙。我們提過，「公道不在人心、是非只在時勢」、「黯然離席」的審計長蔡美莉的「教訓」，陳、余兩人似未記取。
第三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的人事安排惡評未息之際，當事人的蔡美莉「現身說法」，聲言「行政長官十分支持審計署的工作，從沒對審計署施以壓力」。「人民英雄」親自剖白，謙稱對群眾支持「受寵若驚」，可見蔡美莉乃「識時務者」，「民意」欲將其「送上不歸路」，看來事與願違。蔡美莉為人事安排爭執的當事人，其公開表態的可能作用有二。一是有誰比蔡更有說服力為新、舊「老細」解套，平息洶湧群情；二是表明「澳門良心」實非其所願所要，只是陰差陽錯的一場誤會，以換回自己一嘗「繼續服務政府」的心願。這，就是政治。
中央政府「有條件批准」特區政府填海造地三點五平方公里，這份大禮惠及新、舊行政長官，為民望聲望雙雙走勢低迷的候任行政長官打打氣之意甚濃，如何妥善規劃、合理利用這些土地，既考驗崔世安的管治能力，也是崔氏在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上的試金石。崔應當好自為之。
行政會委員梁維特那句「不懷疑、不糾纏、不滑坡、不內耗」，讓人噴飯。這「四不」，梁委員自己做到就好了，若要求群眾如此，則一要有社會公平正義，二要政府體恤民命，三要政治人物及公職人員以身作則。敢問「一手官印、一手算盤」的公職人員，澳門特區離這些文明價值還有多遠？這，又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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